又一百亿顶流基金经理“奔私”，监管新规后公转私现象能否缓解？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金华 见习记者 耿倩 上海报道

私募“百亿俱乐部”成员又有更新。

据私募排排网最新数据，截至5月31日，共计有110家国内证券私募机构管理规模超100亿，5月份以来新增了白鹭资产和红土资产两家新入局成员。

另一边，今年也不断有知名公募基金经理入驻私募机构。5月29日，中国基金业协会显示，在头部公募基金公司掌管近700亿规模的顶流基金经理林森，正式入职上海勤辰私募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上海勤辰”）。而在此前，也已先后有众多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奔向私募机构，如董承非、崔莹、周应波、葛晨、韩茂华、蔡望鹏等。

今年以来，为何基金行业再度掀起“公奔私”大潮？私募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姚旭升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现象的背后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第一，以上这些基金经理投资经验丰富，经历过牛熊周期。选择“奔私”预示着市场处于底部区间，此时进行布局，有利于未来创造更好的业绩；第二，私募的投资策略更加灵活，有助于基金经理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专业管理能力，获取超额收益；第三，对于知名基金经理来说“奔私”创业，也是个人价值的一种实现方式。

明星基金经理缘何“奔私”？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信息显示，林森最新入职的私募机构上海勤辰成立时间为2022年2月7日，登记时间为2022年4月1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注册地和办公地均在上海，业务类型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私募证券投资类FOF基金，目前实际控制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均为张航。公司目前已经有13名员工，但并未发行任何基金产品。

据了解，上海勤辰云集了不少业界知名投资人士，除了实控人张航此前任职鹏华基金经理以外，还有一月前新加入的原华安基金经理崔莹、700亿顶流基金经理林森、原华夏基金投资研究部副总裁郑博宏等。

今年以来，众多基金经理离任。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3日，今年以来已有73家基金公司的112位基金经理离任，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其中，有3家基金公司离任的基金经理数量达到4名，也有4家公募旗下各有3名基金经理离职。

姚旭升表示，今年以来全市场迎来持续性下跌，整体表现十分低迷。 “在这种环境下，基金经理选择离职的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受整体大环境影响产品业绩表现不佳，无法通过公司考核只能选择离开；另一种是判断市场来到了底部区间，选择‘公奔私’离职创业转战私募。”他分析表示。

的确，在这轮基金经理离任潮中，众多明星基金经理选择“公奔私”，如兴证全球基金原副总经理董承非离职后加盟百亿私募睿郡资产，中欧基金原明星基金经理周应波离职后在3月末成立了上海运舟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前投资总监崔莹离职后加盟上海勤辰私募基金，博时基金原医药基金经理葛晨加入高毅等。

谈及基金行业再度掀起“公奔私”大潮的背后原因，琢磨金融研究院院长姚杨对《华夏时报》记者坦言，这是公募基金同私募基金的制度特点、知名基金经理个人发展及行业激励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

他认为，公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运作更加成熟、监管更加全面、业务开展更加规范，且有着资产管理行业当中得天独厚的公开宣传优势，因此对于专业投资从业者来说，是较好的行业入门并提升行业影响力的选择之一。

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公募基金也正因为自身的监管严格且完善，对投资端的限制要求也会更多，无论是仓位限制还是持仓交易等，都会受到比较全面且严格的内外部合规管理。这对于投资逻辑已经较为成熟、有自身完善投资打法的基金经理来说，私募平台反而更加方便施展自己的才华，能够更好地将个人投资思路更灵活地在产品管理中展现出来。

姚杨进一步分析：“此外，就激励机制而言，虽然越来越多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借鉴了事业部制等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或将明星基金经理升职为公司高管等，甚至有的公司还给出了股权激励政策，努力提升明星基金经理的获得感和自我价值感。但对于多数明星基金经理而言，相对于担任私募基金的创始人或者合伙人，公募基金经理的岗位更多还是打工人的角色定位。不乏有些希望长久建立自身品牌、将投资作为长期事业的基金经理，更愿意用自己创立的公司来承载品牌和业绩。在此背景下，公转私自然是合适的选择之一。”

而在看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宇轩看来，公募基金的限薪改革也对这场“公奔私”大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月20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指出“公募基金管理人应当建立科学的薪酬管理制度和考核机制，合理确定薪酬结构，规范薪酬支付行为，严格禁止短期考核和过度激励”。此外，深圳证监局近期要求辖区基金公司在5月30日前报送完善薪酬激励约束机制的落实方案，提出“抑制薪酬过高、增长过快，少数冒尖情况的相关调控措施”。

郭宇轩对《华夏时报》记者分析道，私募更高的薪资对基金经理来说更加具备吸引力；高级经济师邓之东同样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目前已有多位明星基金经理离职，公募基金薪酬改革可能会加快明星基金经理的流失。”

对于公募基金薪酬制度的影响，姚旭升则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薪酬改革是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大多数公募基金是收取管理费按规模考核业绩，明星基金经理产品管理规存量较大，即使产品业绩表现不佳也能“旱涝保收”，造成基金赚钱基民不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薪酬改革应该更注重基金经理的实际业绩表现，让基金经理薪酬制度与产品业绩表现挂钩，鼓励基金经理发挥专业能力为投资人持续创造价值，防止明星经理躺在规模上吃老本的情况。虽然短期内会有一些基金经理流失，但是长期来看以产品业绩为考核方向与投资人利益一致，更加科学合理，有助于行业健康发展。”他进一步分析。

静默期拉长或缓解“公奔私”现象

对公募基金来说，明星基金经理的离任或将对公司业绩产生不确定性影响。

据了解，今年1月28日，华安基金前投资总监、明星基金经理崔莹离职，随后于4月份加入上海勤辰。崔莹离职后，他在任期间所管理的5只基金于1月份分别交给了五位不同的基金经理，这五位继任者中名气最大的是胡宜斌。虽然也有2022年市场大幅回调持续低迷的因素，但以上五只产品的表现整体不尽如人意。

对于崔莹在任期间所管理的5只基金目前业绩下跌原因及崔莹的离任给公司造成的影响等，《华夏时报》记者向华安基金多次致电并发送采访函，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复。

谈及明星基金经理离任的影响，姚旭升对本报记者坦言，知名基金经理离职后，其名下管理的产品需要由新的基金经理接手，投资风格的变化需要适应期，容易造成未来一段时间内产品业绩表现的不确定性增加。那些“慕名而来”的基民也会随着明星经理的离职而进行赎回操作，导致产品规模下降。综上，培养出长期业绩稳定的基金经理很不容易，精英人才的流失，对行业的发展是不小的打击。

郭宇轩同样认为，基金经理过于频繁的离职，无论是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还是从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客观性角度去看，都不是一个好的现象。这种行为只会增加市场浮躁与投机的情绪，而不会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平稳发展。

他进一步分析，知名明星基金经理的离职，虽然在短时间内对基金公司是一笔不小的损失。但中长期来看，影响有限。一是由于市场规律，每经过一轮牛市，基金公司便能更新换代，产生新的明星基金经理；二是，越来越多投资者也已经意识到了明星基金经理很难长期获得稳定高收益的局限性，跌落神坛可能也只是一念之间。金融市场的大浪淘沙很容易抹去明星经理的辉煌历史。

为了缓解明星基金经理的“公奔私”现象，监管方面出手了。5月20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及其配套规则，规定基金经理等主要投研人员在离职后1年内不得从事非公募基金投资管理等工作。

这也就意味着，基金经理离职后静默期由原来的3个月延长到了1年，基金经理离职后在1年内不能从事非公募投资管理的工作。

对此，姚杨分析，监管新发布的“静默期新规”延长了公募基金经理“奔私”后的产品发行时间，短期内由于集中效应的释放及新政消化等因素，可能会对公募基金经理离职形势产生影响。不过从长期来看，由于投资自由度、激励完善度和品牌承载度等方面的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知名基金经理“公奔私”的趋势或将存续较长时间。

姚旭升则表示，公募行业培养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司资源和时间成本，当基金经理产生明星效应之后，由于私募行业更好的激励制度，这些优秀的基金经理会在市场热度高涨业绩表现良好时选择离职转战私募。基金经理突然离职换人，导致公募产品投资风格和业绩突然变脸的现象屡屡发生，既伤害了投资人的利益，也不利于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他研判，“延长静默期增加了基金经理‘公转私’的机会成本，可以缓解公募基金经理人才流失的问题。”

邓之东提醒，公募基金还是要加强投研体系建设，提升投研能力，打造明星品牌，扩大基金规模，更多依靠组织协作体系、文化制度、品牌口碑驱动基金可持续发展，降低对明星基金经理的个人依赖。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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