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

“新型研发机构中，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应有机融合，共同发力。”刘忠范说，“卡脖子”技术是“熬出来的”，绝不是“突击”出来的，需要久久为功。政府要给予持续的经费投入，坚持不懈推进原创性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同时，也要通过政策导向，充分发挥市场引领作用，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新型研发机构建设。

“编纂民法典是我国民事立法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是国外记者提问次数最多的一年，也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下，中国经济路径备受关注的一年。今年，世界各国的经济普遍遭受了严重的冲击，一季度的中国经济，也出现了几十年以来的首次收缩。李克强表示，中国还将继续扩大开放，共同战胜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下一步，应”统筹开展’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中心+5G’的数字基建体系化协同布局，避免孤立零散式发展，形成数字基建组合拳、驱动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建议。

檀结庆建议，扩大国产数据库金融领域试点，央行、工信部、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为国产数据库提供试错机会，打破银行等不敢用不愿用不想用国产数据库的局面，从国家层面推动示范项目的全国快速推广。

“其他支出比重过高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政府乱花钱，花完后找不到科目记账，只能记在其他支出；二是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不合理、政府花钱很合理但也找不到科目记账而只能记在其他支出。我仍愿相信是后者。所以，我建议，希望进一步修订完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以便政府账本能够全面展示政府的所作所为。”刘小兵说。

丁佐宏建议，将建造、自持运营商业综合体的法人组织定性为商业服务组织，明确是实体商业的运营商。制定商业综合体运营商与房地产开发商的区分标准。这一标准中的核心指标是物业自持与物业销售。

这些“散装码”的出现，在防疫紧张的特殊时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常态化的形势下也给公众的社会活动造成了困扰。从更深层次分析，如此采集强度、如此“散存”的个人活动信息，在防疫常态化后存在着信息被商业滥用的巨大风险。

“财政政策不是一般的宏观宽松或货币政策宏观宽松，而是有结构性要求，钱要放到哪儿去是有指向的，必须要放到位。财政不仅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宽松和紧缩，它与传统宏观经济学上的那种宏观政策不同，有很强的结构性要求。”金碚说。

全国人大代表，国铁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陆东福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推动铁路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在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前提下，着力打造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研发平台，并加速国铁企业公司制改革，深化铁路投融资改革，打造更有现代化气息的铁路集团。

“我们靠自己的创新，靠数字经济、靠智能智造、靠医疗健康等方面出现的新机会，我们更靠国内人民的这种奋斗，我们也仍然要继续去做全球化，去做双向循环，但国内是一个大循环，而这个循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其中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李彦宏表示。

如何进一步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发展？全国政协委员安阿玥呼吁，应通过立法方式采取有力措施，推进药品广告及在线售药，保障患者用药知情权和选择权。在今年，安阿玥拟提交的提案包括打通互联网医保报销渠道、开放常见病处方药广告、推进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药品监管的应用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