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的光影变幻

    中国没有奥普拉，没有克雷格·费格斯。脱口秀，一直是中国电视媒体力图突破的节目类型，但始终未果。近一年来，网络媒体以自制节目的方式发动了这场内容革命，以《晓说》为代表的几个脱口秀节目开始进攻那些未曾开启的话题。
    有意思的是，这场“革命”是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这些节目的消费群，节目也旨在高端、小众。然而，在开风气之先的激动后，网络脱口秀其实也面临自我审查的严苛标准，商业上的回报则决定着它能否长久前行。
    “胡言乱语”中的情怀
    摇把扇子，上衣和鞋子好像从来不换，披头散发，胡子拉碴；没有底稿，口若悬河，纯粹的闲谈中却信息量大得可怕，信手拈来的话题再加上新奇、接地气的表述，让人张着嘴一口气听完，仍不过瘾。
    一年来，自称为“微胖界”的高晓松以一档网络脱口秀节目《晓说》震动了人们的神经，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这一次，“微胖”起来的不只是高晓松的身材，还有中国的互联网，它们拿出了传统电视媒体不曾有或无法有的勇气，自己动手，从创意、制作到播出，以“革命性”的方式向“内容”发起了挑战。
    优酷土豆集团首席内容官朱向阳说，起初与高晓松聊天策划时，仅仅只是想弄一个非常肤浅的娱乐脱口秀节目。但一年走过来才发现，高晓松的能量和情怀，以及受众渴望得到真知的冲动，都超出了预想，“现在希望《晓说》是代表中国新媒体、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向这个社会表达真实心声的节目”。
    在每期20分钟的节目中，高晓松谈历史、评人物、聊八卦、论文化、说军事。一些原先普遍认为的“禁区”，以一种严肃、宏大又不失趣味的方式打开了。
    有意思的是，2013年，以脱口秀形式瞄准“塔尖”人群的小众节目，开始陆续以网络自制节目的身份出现。高晓松也由此找到了知己，比如罗振宇，他们二人对于美国南北战争的一个历史数据的微博探讨就引来无数人围观。身为央视《对话》的原制片人，罗振宇的一档脱口秀节目《罗辑思维》在优酷上也十分火热。
    “晓松是释放自己的经历，我是释放阅读的价值。”罗振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他常常是大脑一片空白，很“随意”地将个人读书的所得“秀”出来。
    从传统媒体出走，在网络上做起“秀”的知识分子还有杨锦麟。在腾讯视频的“锦麟频道”上，杨锦麟白天以单人的脱口秀继续着老本行“读报”；到了夜间节目，便是背带裤加红酒杯，与不同的嘉宾浅酌中上演“群口秀”，海阔天空着像“日本黑帮”这样的新鲜热辣的话题。
    优酷副总裁李黎对本报记者表示，以往网络受众中21-29岁占绝对主导，但《晓说》的观众构成比例相当平均，包括21岁以下的大学生，甚至40岁以上，而且男性观众更多。因为不端、不装、接地气，敢讲真话是《晓说》的风格，而且优酷也意在将其打造成一档面向高端用户的高端节目。
    正如杨锦麟所说，“浅酌细谈夜归时，醉生不等于梦死，胡言不等于乱语，仍旧很人文，依然有腔调。”这应该正是网络生态中知识分子们精神特征的一种呈现。
    被禁锢的电视排挤
    《晓说》们的出现，让传统电视媒体颇为尴尬。
    脱口秀诞生于美国，已有五六十年历史，国内电视媒体也一直力图复制这一节目形态。崔永元、周立波、郭德纲、梁宏达等一干人都做过尝试，但这些节目风格和话题也基本停留在既有的想象中。与国外谈政治、谈丑闻的广泛空间相比，国内脱口秀节目的话题空间相对狭窄，很多事情不能说、不好说。
    “在西方的电视节目中，个性化的‘秀’非常多，包括新闻类节目。后来凤凰卫视也推出过一些这种类型的节目，比如李敖的《李敖有话说》。但在现有国内媒体管制下，‘个人化’的节目往往被认为风险较大，所以不太被主流媒体接受。”罗振宇表示，其实，脱口秀并不是对立于体制内，而是因为主流媒体的创新力不足，个人秀就被“挤”了出来。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晔说，不是电视台没有好的主持人，是传统电视的运行机制不支持这种漫谈式的。在国外，脱口秀的大拿们往往是新闻或人生经验丰富的资深人士，但这样的“老者”兼“智者”的主持人在国内很难生存。
    高晓松坦言，互联网跟电视台最大的区别，互联网可以说错，电视台不能说错。比如，高晓松有时说着说着会“短路”，想不出某个重要人物的名字，就干脆直接说“我真想不起来了”，事后反倒是引起网上的集体头脑风暴。但这样的“失误”和遐想空间在传统电视媒体很难通过。
    腾讯视频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更开放、更自由是网络视频的优势之一，深刻、犀利是杨锦麟这样的人物的风格，二者叠加，不用节目组刻意去追求，就已经达成了某种突破效应。“秀”对于观众的满足感，不仅仅体现在话题选择上，也体现在主持人的语言、思维、价值观上。
    但要把这样操着标准的闽南口音、思维不拘一格的“杨锦麟”们搬进国内电视媒体，恐怕要过的关口会有很多。
    “如果100年前有网络，给蔡元培一个频道，给鲁迅一个频道，现在中国会变成什么样。”《中国达人秀》总导演金磊这样说。在许多学者看来，网络自制的个人秀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新气象，不仅在于形式上的完全个性化，更在于建构于内容之上的思想与文化的一次破土。编剧宁财神表示，“原来王朔提供过口语化写作的范本，希望晓松这个节目时间长了之后能给人提供重新描述历史的方式，可能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新谈家，这是内容的意义。”
    走得更远的条件
    网络脱口秀究竟能有多自由？在赢得喝彩的同时，节目制作者们其实也是如履薄冰。
    高晓松说，“我不太听网友的一些推荐，知识分子总想让我讲一些有意思的事，这些我确实了解，但我知道尺度在哪，我们希望这个节目能长久做下去，所以到最后两期的时候再说吧。”
    罗振宇告诉记者，《罗辑思维》的自我审查非常“狠”，因为资本世界也不允许犯错。“一旦出现了言论风险，就可能要从此关门歇业。如果说大众媒体的自由度是10的话，那我的节目只有8。”
    其实，这些植根于互联网的新节目，是在各网站拿到政府的视听许可证的基础上才得以传播。而且，任何一档网络自制节目都是放在网络媒体的业务大框架下考量的，罗振宇所说的“资本世界”正是指网络媒体的商业化长线回报。这成为关系到脱口秀能否长久生存的重要因素。
    比如，“锦麟频道”就是源于去年10月杨锦麟与腾讯视频合作的《美国那点事儿》，节目点击量近千万，这让杨锦麟和腾讯都看到了这类节目的市场前景。于是，双方决定玩大的，杨锦麟协同自己专业的制作团队（大部分来自凤凰卫视）负责节目制作，腾讯视频则派出团队负责运营管理。
    对电视和网络市场有多年跟踪研究的昌荣传播市场与媒体研究中心副总经理赵斌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年视频网站在电视剧、电影内容争夺战上已经打得差不多，自制内容成了竞逐的下一目标。而且自制内容成本普遍小，操作上也相对更具灵活性。脱口秀极具话题性，可以短时间把目标小众聚合起来，是网络平台实现内容差异化的一条核心路径。
    赵斌表示，从网络自制内容的影响力和目前它对网站自身盈利贡献看，都还处在起步阶段，现在谈网络自制对整个媒介生态的“革命性”影响还为时尚早。网络自制内容目前主要的营收方式是贴片广告和一些软性定制化的收费。此外，还有版权输出模式。但由于脱口秀通常包含一些敏感性的话题，在电视台更严肃的审核机制下，短期内难以在传统性媒体进行广泛播出，因此这类营收还不是主流。
    “希望通过我们这一批先行者的实验，把这个节目的路走通，并且赚到钱，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跟进。”罗振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