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鱼：商业正让电影变平庸
摘要：当电影只剩下灰暗、恶俗和喧嚣，当主流电影市场越来越走向平庸和扁平化，那将是电影人和观众的集体悲哀。
在中国电影向着数百亿之梦急行军的时候，江小鱼却用一本书抛出了一剂冷弹。在《20位电影思想者——20世纪电影大师小传及作品》中，这位作家兼电影导演静心细数着大师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怀。
江小鱼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今的电影市场完全被“赚钱”所控制，一些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无法获取资源，被边缘化。对大师的再读，致敬之外也意在鞭挞当下。当电影只剩下灰暗、恶俗和喧嚣，当主流电影市场越来越走向平庸和扁平化，那将是电影人和观众的集体悲哀。
大师的人文意义
江小鱼的成书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从小狂爱看电影，海量积累后就总想一吐为快；尤其是近些年在几所大学讲授电影欣赏课时有了文本准备后，为大师写小传的框架就愈发明晰起来。
江小鱼说，他把电影导演分成了四类，一是电影哲人，他们与许多文学大师一样，探讨的是极为深刻的问题；二是电影诗人，他们的影像表达方式犹如文学诗；还有一类是电影狂人，是致力于文本实验，做通俗性的影像解读；最后一类是电影牛人，他们是商业片大师，更关注的是与当下的关系。
《20位电影思想者——20世纪电影大师小传及作品》讲述的是电影哲人和电影诗人。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被安排在书中20位思想者的首位。2007年江小鱼的导演处女作刚要开机时，得到了伯格曼去世的消息。第一天的拍摄是在沉痛的心情中度过的。在江小鱼看来，最能代表伯格曼风格的一部影片是《第七封印》，导演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对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影片本身充满了晦涩的隐喻和象征主义的构图。
宗教、政治、社会、性、人性、肉体与灵魂、故乡、漂泊……如伯格曼一样，书中的电影思想者们几乎都把视线投向了这些令人既爱又痛的终极命题。比如，西班牙的路易斯·布努埃尔通过宏大的“宗教三部曲”表现了神秘的女性世界各种奇异的欲望与幻想；美国的伍迪·艾伦用《性爱宝典》触及了七个敏感又令人尴尬的性的话题，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则用诗样的镜头鞭挞着“国界”的荒谬本质，用旅程、边界、流亡和回归的主题表达了一种乌托邦精神。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电影大师大多成长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或国度，经历了自己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他们的镜头因此渗透着浓烈的、特殊的爱与恨。以色列导演阿莫斯·吉泰自小经历无数战争，他说，“我很讨厌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战争，那是傻瓜干的鸟事，当这一代摇滚人在台上当场交配哗众取宠时，大野洋子和列侬却以他们的大床反对各种名义的战争。”基于此，阿莫斯·吉泰“把所有的悲愤都化作了每一格镜头”。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孕育思想者？是不是只有乱世才会有大师的江湖？江小鱼的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经典的、有人文底蕴的艺术。在繁盛开放的唐朝可以，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可以，甚至在专制的斯大林时期也有很多坚持独立思考、闪烁人性光芒的作品。”江小鱼认为，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安乐的年代，也同样可以孕育思想者。“其实我认识很多优秀的、有思想的电影人，他们的作品能切入时代的真实面，但不为外界所知。尤其可惜的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不向这部分人倾斜，市场这只奇怪的手把这些大师或是有望成为大师的人边缘化、漠视化。”
在致敬之外，江小鱼为电影思想者作传的意图更在鞭挞当下。在他看来，电影决不能是以“成功学”为唯一标准的影像。如今的电影市场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思想”的价值了，大家对于“钱”空前地簇拥。今年更是出现了一个“烂片”繁荣的现象，这些片子在艺术本体上缺失，在教化和价值观上也没有意义，只是灰暗、恶俗和喧嚣。
美国电影梦
在任何讨论当代电影的话题中，美国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
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是典型的一个。他不像欧洲大多数导演那样，守在自己的故土或国家，而是带着剧组几乎跑遍了全世界，他的电影中有很多敏感、抒情的东西，却发现不了乡愁。如果说文德斯有乡愁的话，那么他的乡愁是在美国西部。这种乡愁来自于他热爱的美国电影，而且，到底是跟从还是摆脱“美国梦”的引力，一直是文德斯创作中的一个巨大挣扎。
如文德斯一样，许多优秀的非美国导演都被美国电影的魅力折服，试图融入好莱坞，却又难以适应。日本的黑泽明在几十年前与大卫·科波拉一起拍摄《珍珠港》，但合作刚开始就宣告失败。据说是因为好莱坞对黑泽明十分苛刻，他们给了他一份极端繁琐的合约，具体到用多少时间拍多少个镜头，甚至还规定他一天之内只能喝多少威士忌。大师忍无可忍，拂袖而去。
但不要因此认为好莱坞体制就诞生不出大师。美国的沃卓斯基姐弟就凭借《黑客帝国》彰显了巨大的思想价值。这对沉迷于日本漫画、中国功夫以及打坐冥想的怪才，构筑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网络时代的巨作，其中渗透着神秘主义、宿命，充满了宗教和哲学思考；当然，影片还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当代科技，以求达到震撼的惊悚效果。这样的思想外化方式让他们在好莱坞顺风顺水，被片商们赞誉为“印钱机器”。
江小鱼说，有人认为是“向美国大片看齐”的浪潮阻碍了思想性电影的产生，其实这是源于多年来国内媒体对于好莱坞的妖魔化和误读。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是好莱坞的黄金时期；到了90年代末，好莱坞的确被被庞大的技术淹没，进入了技术外化的时代，更多地开始生产超级电影。但即便如此，如今在美国，这样的炫技型大片只占到整个市场的5%，依然有大量的B级影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美国还是个多元市场。“其实，如今好莱坞的主流电影人，比如卡梅隆、斯皮尔伯格等，都有着独立电影的经历或熏陶，他们有一套系统的价值观，之后才是商业诉求。”
江小鱼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今的电影市场完全被“赚钱”所控制，一些优秀的独立电影导演无法获取资源，被边缘化。对大师的再读，致敬之外也意在鞭挞当下。当电影只剩下灰暗、恶俗和喧嚣，当主流电影市场越来越走向平庸和扁平化，那将是电影人和观众的集体悲哀。
大师的人文意义
江小鱼的成书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从小狂爱看电影，海量积累后就总想一吐为快；尤其是近些年在几所大学讲授电影欣赏课时有了文本准备后，为大师写小传的框架就愈发明晰起来。
江小鱼说，他把电影导演分成了四类，一是电影哲人，他们与许多文学大师一样，探讨的是极为深刻的问题；二是电影诗人，他们的影像表达方式犹如文学诗；还有一类是电影狂人，是致力于文本实验，做通俗性的影像解读；最后一类是电影牛人，他们是商业片大师，更关注的是与当下的关系。
《20位电影思想者——20世纪电影大师小传及作品》讲述的是电影哲人和电影诗人。
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被安排在书中20位思想者的首位。2007年江小鱼的导演处女作刚要开机时，得到了伯格曼去世的消息。第一天的拍摄是在沉痛的心情中度过的。在江小鱼看来，最能代表伯格曼风格的一部影片是《第七封印》，导演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对信仰的根源以及上帝的存在性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疑问。影片本身充满了晦涩的隐喻和象征主义的构图。
宗教、政治、社会、性、人性、肉体与灵魂、故乡、漂泊……如伯格曼一样，书中的电影思想者们几乎都把视线投向了这些令人既爱又痛的终极命题。比如，西班牙的路易斯·布努埃尔通过宏大的“宗教三部曲”表现了神秘的女性世界各种奇异的欲望与幻想；美国的伍迪·艾伦用《性爱宝典》触及了七个敏感又令人尴尬的性的话题，希腊的安哲罗普洛斯则用诗样的镜头鞭挞着“国界”的荒谬本质，用旅程、边界、流亡和回归的主题表达了一种乌托邦精神。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电影大师大多成长于一个动荡的时代或国度，经历了自己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他们的镜头因此渗透着浓烈的、特殊的爱与恨。以色列导演阿莫斯·吉泰自小经历无数战争，他说，“我很讨厌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战争，那是傻瓜干的鸟事，当这一代摇滚人在台上当场交配哗众取宠时，大野洋子和列侬却以他们的大床反对各种名义的战争。”基于此，阿莫斯·吉泰“把所有的悲愤都化作了每一格镜头”。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孕育思想者？是不是只有乱世才会有大师的江湖？江小鱼的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产生经典的、有人文底蕴的艺术。在繁盛开放的唐朝可以，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可以，甚至在专制的斯大林时期也有很多坚持独立思考、闪烁人性光芒的作品。”江小鱼认为，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安乐的年代，也同样可以孕育思想者。“其实我认识很多优秀的、有思想的电影人，他们的作品能切入时代的真实面，但不为外界所知。尤其可惜的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不向这部分人倾斜，市场这只奇怪的手把这些大师或是有望成为大师的人边缘化、漠视化。”
在致敬之外，江小鱼为电影思想者作传的意图更在鞭挞当下。在他看来，电影决不能是以“成功学”为唯一标准的影像。如今的电影市场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思想”的价值了，大家对于“钱”空前地簇拥。今年更是出现了一个“烂片”繁荣的现象，这些片子在艺术本体上缺失，在教化和价值观上也没有意义，只是灰暗、恶俗和喧嚣。
美国电影梦
在任何讨论当代电影的话题中，美国都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
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是典型的一个。他不像欧洲大多数导演那样，守在自己的故土或国家，而是带着剧组几乎跑遍了全世界，他的电影中有很多敏感、抒情的东西，却发现不了乡愁。如果说文德斯有乡愁的话，那么他的乡愁是在美国西部。这种乡愁来自于他热爱的美国电影，而且，到底是跟从还是摆脱“美国梦”的引力，一直是文德斯创作中的一个巨大挣扎。
如文德斯一样，许多优秀的非美国导演都被美国电影的魅力折服，试图融入好莱坞，却又难以适应。日本的黑泽明在几十年前与大卫·科波拉一起拍摄《珍珠港》，但合作刚开始就宣告失败。据说是因为好莱坞对黑泽明十分苛刻，他们给了他一份极端繁琐的合约，具体到用多少时间拍多少个镜头，甚至还规定他一天之内只能喝多少威士忌。大师忍无可忍，拂袖而去。
但不要因此认为好莱坞体制就诞生不出大师。美国的沃卓斯基姐弟就凭借《黑客帝国》彰显了巨大的思想价值。这对沉迷于日本漫画、中国功夫以及打坐冥想的怪才，构筑了一个发生在未来网络时代的巨作，其中渗透着神秘主义、宿命，充满了宗教和哲学思考；当然，影片还最大限度地使用了当代科技，以求达到震撼的惊悚效果。这样的思想外化方式让他们在好莱坞顺风顺水，被片商们赞誉为“印钱机器”。
江小鱼说，有人认为是“向美国大片看齐”的浪潮阻碍了思想性电影的产生，其实这是源于多年来国内媒体对于好莱坞的妖魔化和误读。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是好莱坞的黄金时期；到了90年代末，好莱坞的确被被庞大的技术淹没，进入了技术外化的时代，更多地开始生产超级电影。但即便如此，如今在美国，这样的炫技型大片只占到整个市场的5%，依然有大量的B级影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美国还是个多元市场。“其实，如今好莱坞的主流电影人，比如卡梅隆、斯皮尔伯格等，都有着独立电影的经历或熏陶，他们有一套系统的价值观，之后才是商业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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