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歌手》走红揭秘

    艺术家方力钧在微博转载三联即将面世的封面《电视大战》中说，不管是限娱令还是限广令，也不管将来再出什么限令，市场作用总是会显灵的，中国电视行业在夹缝中生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练就出顽强的生命力。2013年第一季度刚过，三大卫视之间的大战硝烟就已扑面而来。
    去年《中国好声音》追赶《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立马以《我是歌手》围堵，一轮唱罢又要推出《中国最强音》。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娱乐业从不缺少奇迹。《我是歌手》无疑是把观众的怀旧情绪转化成一场经济行为。
    让韩版节目落地
    在刚结束的湖南卫视2013年大型活动广告招标会上，《我是歌手》4月12日总决赛一场就吸金超5000万元，15秒的单条插播广告价格最高达到63万，创下了湖南卫视新的纪录。
    《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说，“其实，早在2011年，湖南卫视就已经从韩国MBC电视台购买了《我是歌手》的版权。”曾执导超女、快男、跨年演唱会的洪涛说他一眼就相中了这种被称为“顶级歌手竞赛真人秀”的节目形态，他两度拾起这个项目，却又两度搁置。
    “韩国版的节目第一季引起了巨大轰动，因为它把那些被遗忘的经典歌声重新挖掘出来。但起初我觉得在中国不一定能行得通。”洪涛告诉记者，韩国音乐市场偏向偶像派，边缘化的实力派歌手需要一个展示的舞台。但在中国，稍有实力的歌手都过得很好，没必要冒这个风险。“我估计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是我们能邀请到的歌手知名度不够，要么是知名度够但不愿意来，或是愿意来也唱不动了。只要一做艺人调研，任何团队都会放弃，而且这会带来制作上的巨额成本。”直到去年9月，台里搞节目创新，洪涛又重新观摩韩国节目，几次流泪，在产生了强烈创作欲望的同时，开始思索这其中的内涵。最终，洪涛放弃了操刀多年的湖南卫视跨年晚会，转攻这个难度超乎寻常的新节目。
    随后的几个月里，洪涛陷入了与歌手的邀约拉锯战中。在面谈了二三十位一线的当红艺人，动用了各式圈内好友的资源后，洪涛最终拉出了现有的这个歌手阵营。播出之后，洪涛认为《我是歌手》如期达到了自己的预想。
    《我是歌手》的核心由三部分组成，音乐、制作和观众。《我是歌手》的音响等级是宋祖英演唱会的原班配置，这是一般的演唱会都无法达到的。从音乐总监到乐队，个个都是业界响当当的人物。洪涛认为，所谓的“制作”，是指展现艺人备战的真人秀影片。每个歌手无论在台下或台上，都随时拍摄，光摄像机就有38台，加上监控共有40多个机位，共有200多位工作人员同时服务；光是上传拍摄素材，就要十几台机器同时工作一两个通宵才能完成，目的就是抓住歌手在“生存战”的情境下会产生哪些微妙心态。而现场观众则不知道歌手的任何经历、幕后故事，完全靠现场听歌来投票。
    据洪涛介绍，节目基本是照着韩国的原片来做的。形式上唯一不同的是，韩国节目中是给每个歌手配备了一位笑星充当经纪人，在中国换成了芒果台名嘴。
    大制作时代来临
    “从国内电视节目生态圈的特征来考量，低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高成本、大制作是大势所趋，《我是歌手》就是顺应了这样一个潮流，它的成功首先缘于一个超豪华制作，将音乐资源用到了穷尽。”知名电视学者、央视《对话》原制片人罗振宇对本报表示，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进入了一个“策划时代”，主要是追求形式上的讨巧和差异化，但随着日后电视行业的逐步成熟及竞争加剧，靠策划来凝聚的关注力已经消耗殆尽。如今的电视业进入了一个“大制作时代”，也就是要靠高精度来取胜。“比如相亲节目，其实十几年前就有这样的节目形式，但《非常勿扰》第一次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精致化的‘阵势’，这就极大地刺激了眼球。有人给电视业提出一个概念‘极端制作’，这应该是未来几年内电视媒体的灵魂。”
    洪涛透露，这些参赛歌手的价格绝对不是一场商演的价格，也不是统一的标准，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价格。而节目的整体制作成本，洪涛表示不便透露，但超过了他以往操刀的任何节目。
    罗振宇认为，去年的《中国好声音》更多的是用新颖的形式吸引了大众，但大众的许多潜在需求被压抑了，《我是歌手》则唤起了这种内心的艺术需求——音乐节目就是应该更纯粹地让人听歌，提供好品质的音乐。而且，《我是歌手》还重新唤起了电视观众久违的“仪式感”。在社会学的范畴内考量电视文化，其重要功能就是建立了一种家庭仪式。在上世纪80年代，看电视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活动，但这种仪式感后来逐步瓦解；超女再塑了宏大的仪式感，人们为了某一个选手、某一场比赛共同回到电视机前。《我是歌手》也是如此，形成了全民话题。“如今的人们都沉浸在自己的信息世界里，太孤独了，如果谁能为大众提供最庄重的仪式，谁就能赢得市场。”
    “倒逼”重拾有价值的文化
    《我是歌手》在营销上并无什么独特之招，在播出前几乎是零推广。当时人们都在关注火药味十足的跨年演唱会，《我是歌手》没有得到什么关注。但节目第一期播出当晚，很多的音乐人开始不断刷屏，对节目的超豪华制作和选手表现惊叹。有分析认为，《我是歌手》在“档期”上很讨巧，因为地方卫视的大型选秀节目都集中在暑期前后，《我是歌手》在新年后推出，最大限度地规避了竞争风险，与电影《泰囧》颇为相似。
    但在许多业内人士看来，《我是歌手》的走红，是对近几年文化消费和社会心理的一次集中映射，更意味着一次转折。
    文化评论人、电影导演江小鱼认为，《我是歌手》是对过往近十年草根文化过度消费的一种反弹。从超女开始，包括《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各种草根选秀节目大量出现，一度呈现泛滥的态势。这类节目消费的其实是大众的好奇心，但久而久之，节目走向了雷同和复制，甚至出现了各式畸形人物，尤其当媒体曝光他们是“伪草根”时，炒作之嫌彻底打碎了人们对于此类节目的热衷。到《中国好声音》时，大众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逆转，还出现了一个标志性事件，当一位实力选手重拾以往草根节目的惯用模式“煽情”时，引起了观众的厌烦而最终适得其反。
    “社会开始彻底回归到一个常识，我们是来听歌的，而不是要听那些外围的与音乐无关的事情。”江小鱼说，《中国好声音》走红后，当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好声音”的经济效应迅速膨胀时，人们发现他们最终还是一个要价极高的商品；由此也会猛然想起，其实有很多我们早已熟知的经典声音却因为多年没有卖点而被忽略，人们希望在职业歌手中找回真正的文化价值。“可以说，《我是歌手》是在社会文化消费心理发生逆转的时候出现，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从《我是歌手》开播，就有一种声音不断出现，为什么请来的都是老歌手？为什么歌手演绎的都是老歌？节目是借助了社会的怀旧情绪才走红。其实近几年，各类文化节目都争相将“怀旧”作为卖点，组合的重聚、纵贯线等老牌歌手的新组合，开始不断出现。
    罗振宇认为，这是种很自然的现象，生于70年代的人是目前社会财富的主要掌控者，追忆年少时是他们的一种消费需求。江小鱼说，集体怀旧其实映照的是当下的堕落。如今创作乏力，但音乐市场不能消失，歌手要生存，大众也需要娱乐服务，最终就只能拿老东西来满足整个生态链的饥渴状态。“优秀歌手只能依赖过往的好作品，这好比修了好多高速路，但路上只能拉过去的老马车。”
    江小鱼透露，他早在15年前就认识黄绮珊，圈内人都知道她唱功了得，但没有被开掘。因筹备6月的演唱会而推掉了《我是歌手》邀约的黄小琥也曾因为不是偶像路线，在《没那么简单》推出前一度不被看好。“社会将大量的人力财力都浪费在一些不具价值观的‘面手’（相应于‘歌手’）身上。打捞这些老歌手，是对当下的一种赎罪。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流行音乐文化兴盛的时代，却没能好好珍惜，所以有了长达十几年的堕落。《我是歌手》很有可能形成一种‘倒逼’效应，刺激中国原创音乐重拾应有的价值观，打造具有艺术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作品。”
    有意思的是，《我是歌手》本身是一档娱乐商业节目，但却与“娱乐至死”的社会心理形成反差。在一些娱乐界人士看来，“娱乐至死”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必然归宿，是全民性的，它不仅是在音乐或是某个文化行业，而且是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江小鱼说，如今很多的艺术服务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不具备价值观，没有情怀，只是娱乐工作者生产出的泡沫，用一种无聊的方式来解构大众以往一直所遵循的严肃生活。因此，对于80年代开启的那段短暂的文化辉煌年代，人们会如此钟情并追忆。《我是歌手》巧妙地迎合了当下的这种社会心理，是一次对现有的空洞消费主义的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