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留给我们什么
摘要：一直以来，对于萧红的专业研究和大众关注都只限于较小的范围，与同时期的女作家丁玲、张爱玲等相比，萧红似乎被淡忘了。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想为萧红拍电影的不只霍建起一人。除了正在筹备中的香港导演许鞍华，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萧红研究会副会长叶君，以及诗人桑克都曾表示，有朝一日有钱了，拍萧红是最大的愿望。
一直以来，对于萧红的专业研究和大众关注都只限于较小的范围，与同时期的女作家丁玲、张爱玲等相比，萧红似乎被淡忘了。近期上映的电影《萧红》，为人们重新审视这位具有时代意义的女性带来了一次契机。萧红研究专家、学者林贤治说，萧红复杂而伟大，她的为人和为文都无可复制，但后人却一直有所误读，这一切都源于萧红至死追求爱与自由的理想主义。
为何男人只带给她悲剧
萧红临死时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霍建起在筹拍《萧红》时，阅读了大量她的作品和传记，最终决定将视角聚焦到“女人”这个命题上，进而微缩到萧红的爱情命运上。影片传达的主体信息是，萧红为爱而写作、为爱而挣扎、为爱而死。
电影按照萧红的四段爱情来筑构全片，后人之所以对萧红的爱情有不同解读，也正源自这四段传奇般的恋情。
1931年初，逃婚出走的萧红去到北平，未婚夫汪恩甲随后便追到这里，迫于经济压力的萧红与汪恩甲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汪恩甲却在她快临产时因欠旅馆的钱而一走了之。萧红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形下，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编辑求助，时任该报记者的萧军受命到旅馆给萧红送书，两人互生爱慕。
随后二萧相互扶持，共同写作，直到得到鲁迅的支持后，搬至上海才逐渐安定下来。但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裂痕，渐行渐远。1937年，战争的阴霾愈发浓重，萧红等一批作家也开始了流亡生活。路上，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闯入了萧红的生活，萧红最终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萧红最后落脚香港，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最后时日，青年作家骆宾基对她产生了近乎崇拜的爱。在端木蕻良与骆宾基的陪伴下，萧红走到了人生终点。
在电影《萧红》的宣传中，有一句台词被反复提及，“为什么所有走近她的男人都会爱上她？哪怕她是贫困潦倒，身怀六甲，还是生命垂危。”霍建起的解释是，“因为萧红太真实，这是她的性格魅力；同时因为她的才华，有时一个人的才华会散发出巨大、出人意料的魅力。”
而在一些萧红的研究者看来，人们更应关注的是“为什么所有走近她的男人都只会带给她一个悲剧”。
萧红的结局是经历了多起爱情悲剧后，最终走向毁灭。这背后到底蕴藏着什么原因？林贤治在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时表示，爱与自由，是萧红穷尽一生所追求的，但我们固有的社会结构对于女性这个弱势群体存在着残酷压迫，“萧红所经历的男人无法理解和尊重她所追求的自由，这让萧红的悲剧命运成为必然。”
叶君向本报记者提供了这样一段细节。1940年10月，身在延安的萧军与妻子王德芬发生冲突后，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我咄咄逼人的态度，命令的声调，这是一个人不能忍受的，可是芬她能忍受……我又记起红说过：‘一个男人爱女人，无非让她变成一个奴隶，这样他就更爱她了。’的确，不有奴隶忍受性的女人，是不容易得到爱的。”萧军还曾有这样的表述，“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
叶君认为，无论在为“人”还是为“文”上，萧军在萧红面前总有一份无形的优越感，直到萧红已死，他仍然将萧红看做他的效仿者和追随者，完全无视萧红离开他之后的诸多成熟期的创作。“萧军不可能认识到，恰恰是离开，让萧红作为作家走向了成熟，写出了《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经典传世之作。”
“萧红的命运走向，既有天性使然，也是时代赋予的。可以说，她背负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命题。” 在林贤治看来，萧红成长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进入自己生命的旺盛期，可以说她正是第二代五四女性的代表。中国没有经历欧洲那样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萧红秉承的是五四新女性的主张，她由此也承载了现代中国女性与男权社会抗争的悲剧与苦难。
其意义
不仅局限于“左翼”
爱情终无寄所，忠实伴随萧红一生的，唯有文学。
鉴于各种原因，萧红和她的作品一直是在“抗战文学”、“左翼作家”这样的注解之下。这在一些萧红的资深研究者看来，是一种狭隘的定位。林贤治说，在萧红的作品中，有着丰富的人性体现，当然这其中涵盖了阶级性，有阶级意识的体现，比如为底层民众发声，但要比常说的阶级性包容度更大。
在电影《萧红》中，关于萧红写作的动机和倾向有两处较为明显的交代。一是萧红谈及《生死场》时表明，作家应为人类苦难的情感有所担当；二是萧红死后，骆宾基等人总结萧红的一生，认为萧红经历了童年的不快乐、成年后的困苦生活及爱情的挣扎，只有不停地写作才能慰藉自我。
经历及个性的独特，让萧红的笔触也富于个性。即便是深受导师鲁迅的影响，萧红在文学上也保持着难得的独立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做了这样的比较，在《阿Q正传》中，鲁迅聚焦于个人；《呼兰河传》中，萧红勾画的则是国民性缺陷的“群像”。在《阿Q正传》之后，《呼兰河传》创造了讽刺小说的新经验，并非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复制。
萧红说过，她的写作，是为了与人类的愚昧作斗争。“这样的写作原点定位很高，视界广阔，其实女权主义的意识也可以由此引申出来，因为‘男权’本身也是人类愚昧的体现。因此，将萧红归为一个左翼作家不是不可以，但她绝不仅仅是一个左翼作家。” 林贤治这样认为。
如日本学者平石淑子所说的，研究萧红时，更应关注“她的作品里哪些是带有超越时空的普遍性，进一步讲，文学对人类社会产生着什么样的普遍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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