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说的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白鹿原》被称为中国最难拍的电影，尤其是其尖锐的历史政治观点及大胆的性爱描述，令电影摄制计划一再搁浅。
2012年9月，《白鹿原》电影终于即将上映。在上月举行的柏林电影节上，被寄予厚望的该片最后仅获摄影银熊奖，中外影评界对电影的评价也可谓冰火两重天，人们的视线仿佛更多地被陈忠实的小说原著牵引。柏林一位史学家这样评价：它提供了太丰富的中国历史的解读范本，而且是如此完整而自然。这里的“它”主要是指《白鹿原》小说原著。
要表现历史变迁中的惶恐感
翻开小说《白鹿原》，扉页上是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可说是对《白鹿原》最准确精辟的点评。
既是秘史，有些含义只可诉诸笔尖，如要将其影像化，需跨越鸿沟。《白鹿原》反映的是陕西关中平原上白鹿村里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书中的人物命运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波澜壮阔，文化精神的描写复杂激荡。张艺谋、陈凯歌、吴天明等都曾中意《白鹿原》，但都因内容过于敏感及拍摄难度过大而未能实现拍摄。最终，执筒交到了王全安的手中。
“《白鹿原》的地域特点非常强，陕西籍以外的导演很难驾驭，再加上它的难度，国内能做这活儿的人没几个。我是这个地方的人，又有这样的手艺，所以上了。”王全安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作为第六代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王全安的作品一直具有浓郁的西部特色，也多次在各大国际电影节上收获奖项，但当面对《白鹿原》时，他依然是备感压力，“一部小说发表后的20年间持续引发关注，这在当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张艺谋曾这样告诉王全安，“改编《白鹿原》成败事关重大。”
早在十年前，王全安就见过陈忠实，但后来几经波折，终到2010年才开机。
源于土地的那种原生态，是《白鹿原》的重要内核，如何用镜头展现白鹿原的土地和麦田，王全安给自己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为要赶在秋天开拍，剧组先是在陕西反季种田，但动用了农业专家都未能实现大片麦田的理想场景。最终，王全安决定挥师两三千公里外的海拉尔。两千亩的麦田，为了捕捉风吹麦浪的这个事关全篇的关键镜头，剧组又耗时3天，一直等到五六级的自然风到来。
横跨清末、军阀混战、国民革命战争、抗日，直至解放的时空距离，是《白鹿原》电影拍摄的一个难点。王全安找来了同是陕西籍的知名美术师霍廷霄，最终搭成了比一般电影多出一倍以上的场景。“以往的电影都是以叙事为主体，这次《白鹿原》是重建历史场景，我们只是在其中记录，我和廷霄把这么多年的积累发挥到极致了。”
在宏观上调度演员，王全安也独辟蹊径，起用了大量非职业演员。饰演鹿兆鹏的郭涛说，“这些非职业演员逼迫我们回到真实，因为一点矫揉造作就会被出卖，或是凭之前的经验顺当地表演，就会被甩出很远。”进组后，王全安迟迟没有找演员们谈角色和剧本，而是只做两件事，学方言和学农活。“我希望演员实现将自我向自然开放的一个过程，向生活看齐。你扮演的对象不是靠讨论出来的，答案就在这些农民身上，这是最低的要求，也是最高的追求。”
在现场，王全安常常会通过一些手段，比如不告诉演员摄影机的位置，让演员陷入被动和困惑，“农民的感觉就出来了，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见什么都被动，我要的就是他们遭遇历史变迁时的那种惶恐感。”
在拍摄前，王全安在与陈忠实的沟通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认识，《白鹿原》其实讲的是中国人没了皇帝之后，就找不着北了。如何重建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其实是至今都困扰每个人的问题，白嘉轩、田小娥、鹿子霖这样的人物在今天依然存在，所以《白鹿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是灵魂归宿的问题。
情欲是正面的东西
“情色是肯定要碰的，否则你碰《白鹿原》干吗？但处理不好，就全部折在这儿了。”这是王全安的观点。
情欲在《白鹿原》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王全安看来，它代表欲望，“欲望这种东西，在变化的时候显得更浓郁。男性对社会资源的更多占有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女性。”
之前《白鹿原》曝光了一款“田小娥与黑娃在麦垛偷欢”的概念海报，尺度之大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王全安的解释是，《白鹿原》电影中表现了各种境况下的情欲，但一点不龌龊，“我有我自己的招儿，如果没想好招儿我是不会拍的。”
“所谓激情戏的尺度，只能靠审美来把握，这个审美不光是指我，也指观众。”王全安说，《白鹿原》是讲述土地，讲述生命力的，讲述民族繁衍的，如果没有情欲，这些从何而来，我们每个人人从何而来。“所以我认为情欲是正面的东西，而且可以表达得优美、优雅；至于由此产生什么联想，那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就像有的人看维纳斯雕像还会联想到性，那就没办法了。”
情欲表达的成败和《白鹿原》的大主题息息相关。王全安说，“在我的理解中，白鹿原上的家族斗争是因为他们不断调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产生的，映射的是我们的价值观终被西方文明击碎打败的问题。中国文化和价值体系一直讲的是控制、稳定，但当遭遇外来文化和时代巨变时，隐藏在内心里的那种活泛的东西就被点燃了，欲望开始迸发，我们固守的体系开始松动。”
电影中，白孝文是最为典型的此类人物。演员成泰燊这样解读他所饰演的白孝文，“他是所有人物中最压抑的一个，儒家那套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荣辱观在他身上的烙印太深。当面对田小娥时，他第一眼就天然地喜欢上了，甚至由此摆脱了‘穿着裤子行，扒下裤子不行’的可怜境况。按我理解，他是内心深处深爱田小娥的，所以后来的行为走向极致。”
性爱不仅是《白鹿原》描写的那个时代的镜子，也关乎当下。王全安说，对于这部电影中的性爱，是坦然面对还是忐忑，也是每个人如何看待自身的映射，也恰恰是身处人欲为主导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可反思的问题。
对话
站在历史的当口看中国
尽管历经十年筹备，但鉴于话题的敏感性，《白鹿原》主创至今都很少接受采访。近日，导演王全安和影片营销方优酷战略副总裁朱辉龙联合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华夏时报》：改编经典总会产生争议，《白鹿原》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王全安：好的讲述一定是要有超越的，我认为这部电影是有品质和力量的，是中国电影面对世界一次复杂化的展示。如果说以前我们交给世界的是小学课本，这次算是大学课本，让世界打开了一个观察中国的新视野。
朱辉龙：一部好的改编电影，要靠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加一个才华横溢且独特的导演，再加一个眼光卓越的出品人，才能成就。在市场机制下，视频网站等新营销手段可以纳入这个成功公式。
《华夏时报》：《白鹿原》很特殊，怎么把一个特殊的产品成功推向市场？
王全安：纪录片的确是个好通道，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纪录片时也大为吃惊，我第一次观察自己和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朱辉龙：在西方成熟电影产业链中，营销是很讲究的，提前一两年就开始，不是国内这种上映前一个月狂砸路牌广告的简易操作。此次对于《白鹿原》的营销是量身定制的，一整套的，除了上映前独家在优酷土豆上线纪录片等，对于未来电影下线后的后续产业开发，比如《白鹿原》拍摄地的旅游服务等，我们都在探讨中。通过之前的一些市场经验说明，互联网的确是目前电影营销性价比最好的平台。
《华夏时报》：参与《白鹿原》，带给你个人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全安：拍摄《白鹿原》的过程像是给我本人建立了一个时空隧道。对于历史，许多既有的解释是行不通的；只有真切地站在历史的当口，才能豁然明白。电影所能做出最大的事，就是严肃地表达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所经历的那些不平凡的过程，拨开历史的迷雾，最终走进属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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