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蕴含的成功奥妙
本报记者胡钰北京报道
乌尔善对于《卧虎藏龙》的创作过程充满了好奇，他甚至希望詹姆士·沙姆斯能够将其中的细节说得越细越好。乌尔善的作品一直都是很中国式的，如何在中国元素中嫁接国际语言，是这位新生代鬼才导演接下来要琢磨的一大课题。而乌尔善对于成本精准的控制和独特的创作模式，也让詹姆士·沙姆斯颇为惊叹。他们二人的交流更像是两个真诚的创作者在互袒心声。
对话人：
詹姆士·沙姆斯
乌尔善（中国电影导演，因作品《刀见笑》获第四十八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2012年执导的《画皮2》票房超过七亿元人民币）
关于成本控制
乌尔善：最省钱的东西还是在剧本，场景要少，一个场景能拍更多的戏，像《刀见笑》其实就是一个场景摆来摆去。另外，要借助别人的资源，重新组合一下变成我的电影元素。《刀见笑》我尽量混合更多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在这么低的成本下一定要产生一个奇观，要让观众看到在别的电影里看不到的东西。《画皮2》是一个命题作文，制片人对我要求很高，所以我就做得比较收敛一些。但是从我的角度，我觉得现在中国观众和中国人本身就很复杂，有很多非常传统的东西，也有大量的西方文化，大脑里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新的系统。
詹姆士·沙姆斯：乌尔善特别强调剧本的重要性，每一个场景、道具，很少有像他这样的电影导演，是真正用画面来思考的。实际上所谓低成本导演，在美国还是有市场的。其实不是说低成本的小片子或者艺术片会被好莱坞大片取代，而是它们变成越来越小众。成本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经常会有人很好奇，作为制片人的我会如何处理与导演李安的关系，是否允许他花钱超过预算。我最初选李安时，他拿到了台湾电影的督导金，全部都是政府买单；我把资金给了制片人，那个制片之前看过他拍的东西。后来李安拿着自己的电影计划来跟我讲，那真是我一生中感觉无聊的45分钟、最痛苦的一次会议，李安离开的时候我都昏昏欲睡了。我发现他不是在讲一个电影方案，而是电影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全部拍完了。李安是一个做导演的材料，当你发现他这个梦想很有意思、很重要的时候，就可以跟他合作。
《卧虎藏龙》的创作过程
詹姆士·沙姆斯：其实我拿到《卧虎藏龙》时，只是一个大纲。其中关于功夫和中国文化的部分，有的懂，有的不懂，虽然接触过一些，但毕竟不是我从小熟悉的文化。特别是像《卧虎藏龙》里有很多打斗的戏，实际上这是电影情节的一部分，所以我要确保跟编剧沟通，让这些所谓的武打戏是在真正推动剧情的发展。至于要怎么写这些打戏，我有一个绝招。比如杨紫琼和章子怡对打的戏我就标3个字：她们打。
《卧虎藏龙》这部片子有两个地方算是冒险。一是到了20分钟以后才出现第一场打戏。因为通常原则上来讲，功夫片一开始就要打。二是剧情发展到中间突然就转到新疆去了。
实际上剧组花了很长时间来讨论要不要这样，到最后不管那么多了，就这么拍，最终还是得信任你的观众，相信他们能够接受。到影片结尾的时候李慕白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对白，有的人觉得这也很另类。李安说我们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爱你，我跟李安说，这段台词是用国际语言来写的，我知道什么样的语言国际观众可以理解。
创作与营销
乌尔善：我拍的两部电影都不是我选的剧本，所以我的方法一般是找到一个故事、一个主题，然后跟编剧一起发展剧本。我总希望做一个电影，能把我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放到里面去，同时又能满足市场对它的需求。总会有人问中国电影如何走向国际市场的问题。我认为目前“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每天老想走出去。连自己的影院都被好莱坞排满了，还走出去干吗呢？如果能把我们周边的人都动员起来去看电影，这就是很伟大的事情。中国的电影，如果中国观众都不看，那我们做这行业太失败了。
詹姆士·沙姆斯：有人问到数据营销的问题，其实大数据并不是科学，而是一种科学和艺术的混合。当然我会用很多过滤的系统来设计这样的营销策略。当观众消费内容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或器材，也是在创造一种电影的体验。而且你在观看的同时也为整个大的机器提供了信息，你看的内容或者通过什么方式看也被记录了。实际上是观众创造了这些数据。其实会有一种看不见的分类系统，把各种观众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电影制作是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把你吸入到这个大的万维网中去。你跟你的朋友之间有一种分享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整个大系统。
有人对好莱坞是否还有往日的辉煌很好奇，实际上制片厂还是挣钱的，他们还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在经营上、管理上有很大的权利。不过现在电影生产量在不断下降，成本越来越高，当然赢的话就挣很多钱，但输的话也会非常令人沮丧。好莱坞实际上也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从财务角度来讲有通货膨胀的问题，有些人挣很多钱，但是大部分下层的人也是收入有限。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我比较喜欢所谓中产阶级，实际上在美国这个阶层越来越少，占的比例越来越小，好莱坞也是这样。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