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只有好坏之分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对话人：

　　詹姆士·沙姆斯

　　芦苇（电影策划人，国家一级编剧）

　　非行（内地新晋实力派电影导演、编剧）

　　陈思诚（新生代导演）

　　与詹姆士·沙姆斯对话的是中国著名编剧芦苇。芦苇是一位充满人文情怀和历史厚重感的编剧，《霸王别姬》、《活着》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韵味。与詹姆士对话的导演非行毫不隐讳地说他的《全民目击》很“商业”，陈思诚在《北爱》里融入了许多个人式的表达和感念。此次围绕作品展开的关于商业与艺术的讨论，其实是在考问创作者的内心。

　　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界限

　　詹姆士·沙姆斯：1940年代一个很有名的好莱坞制片人说，每次我听到艺术这两个字，就感觉是把钱丢到水里。现在讨论“艺术”问题在中国是非常特别的。有人问《白日焰火》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它好像在艺术电影的范畴里，但是又有向外伸展的可能性；而一旦越过某个界限，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所谓的艺术片了。我有这样的经验，艺术片有商业运作的可能性。

　　非行：在我看来《全民目击》是一个商业电影，因为它产生的初衷就是希望观众在2个小时的观影中会有很愉悦、很过瘾的感受。国内商业性和艺术性能走到一块的电影非常少，目前为止我内心里只认同一个，就是《霸王别姬》。在我看来把一个商业电影做出品质，做到能打动人、感动人心的地方，就是我的坚持，我们这批导演的追求。

　　陈思诚：如果把电影看作是艺术品的话，它就一定要具备艺术性跟商品两个基本的属性，像钱币的正反面一样。任何东西做到最后，一定讲究一个度，也就是平衡的问题，如何平衡好艺术跟商业之间的关系。

　　芦苇：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它只是一种便于判断、识别的标志而已，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永远是好与不好。有些艺术片电影非常烂，有些商业片电影非常棒。

　　詹姆士·沙姆斯：艺术本身这个概念，实际上并不稳定。艺术片不是针对一般的观众，而是一类艺术片的观众，当然这当中是可以互相转换的。电影成功的根本就是这个电影必须要有商业的部分。

　　创作中的商业与艺术之道

　　陈思诚：大家认为《北爱》是在检验一个年轻导演的处女作，但对我自己来说，是要拿出一部作品考问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对这样的作品会有多大的接受度。任何创作都是特别个人化的东西，我认为越好的电影应该越是个人的、个性化的。我不是特别赞同一切都从市场出发，从市场再倒推到个人；我比较赞同从个体推向市场，因为所有的市场都是由一个个的个体组成。如果你的世界观、价值观是正确的，是相对温暖的，你的表达就会得到相对一部分人的认可。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其实没有任何一种价值观或艺术作品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所谓的大师也一样。在一个众生喧哗的时代，我不认为非得迎合所有大众，只要坚定做自己就一定能赢得一部分你的同类的认同。所以创作无外乎是一个寻找同类的过程，商业上的东西无非是手段、是术，但是人最重要的，是“道”。我经常做一个比喻，番茄从外到内都是软的，核桃是里外都坚硬，而我希望自己的电影是桃子，外面柔软很可口，容易让人接受，但其实有一个很坚硬的内心、内核。

　　非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思诚做《北爱》时想抒发一下自己对感情的感念，创作中有自我的成分，但成绩非常好；我做《全民目击》时一直想做出一个内容上全新的，与此同时能获得观众好感的戏，每一步都特别有针对性，但市场成绩不是特别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有时候创作和商业未必完全画等号，有时候你处心积虑地为商业去做东西，未必会有非常好的商业成绩。我还坚持一个观点，电影分成两种，一种是导演心目中的电影，一种是制片人心目中的电影。导演心目中的电影就是分烂戏和好戏，制片人心中分卖钱和不卖钱的戏。

　　芦苇：其实拍电影和讲故事挺像的，只不过它只是用一块大银幕来讲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观众确实是电影的上帝，当然观众很抽象。你愿意不愿意跟观众进行沟通，你愿意在什么程度上、什么范围之内跟观众沟通，这个特别重要。只要心目中有你自己的观众，你的特定观众，只要这个故事讲得他们爱听了就成功了。

　　詹姆士·沙姆斯：我们想创造一些东西让大家得到娱乐，如果你想表现你自己，有什么重要的想法想表达，这才是为什么要拍电影的初衷。现在有很大的一个电影的空间，越大的空间可能对你就会产生越大的焦虑。市场分割会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不能只有一个层面。《北爱》片子的制作过程是从电视屏幕开始，然后又搬上大银幕，电影里面有好多不同的故事，这样的模式在美国不太可能。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电影很新颖，不太可能的东西一旦做出来，你会很激动，整个电影工业有了新东西。

　　做电影的初衷

　　非行：不管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一定要有触动你的动机才会做。做《全民目击》最初是因为有次在我弟弟家看一个拐卖女童的节目，我弟弟有一个6岁的女儿，我问他如果这个事发生在你身上会怎么办？他回答自己不会再上班，带上老婆，走遍全国也要找到她。我挺感动的。有人质疑这部影片涉及司法的部分，我想做一个解释，有时候看待一个事物或一个人，往往人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屁股决定脑袋。就像历史，史书有自己的观点，但换个角度也许得到的答案完全相反；生活中评判一个好人、坏人，看到的也是他对外的一面，这个人真实的那一面是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万恶皆有不得已，多角度、多视角会得出更靠近真实答案的东西，这就是我要讲的主体，其实和司法没有太多关系。

　　芦苇：我自己最大的感慨是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它的商业模式、市场运作已经得到空前化的发展，但是中国电影所能够表达的文化传承和对自己真实生活的一个表达越来越差，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做电影的时候，还是希望把我观察到的、体会到的最真实的历史、最真实的现状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要比我们虚构的还有魅力，甚至还要好看、动人。我希望自己还是坚持过去做电影的一种方向，尽量把真相告诉大家，把真相的魅力、真相的戏剧性、故事性、里面鲜活的生命拿出来和大家一块分享，这是我做电影的一个初衷。

　　陈思诚：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现在的电影人出不来好的作品，可能因为他不爱这个，只是拿它当一个职业，我们走得太远了，常常忘了为什么出发。我们为什么离不开电影？它给平淡的生活展开了更多的可能性，我从中看到了更多别人的生活，看到现实生活中无法存在的世界，那么多美好、感动或那么多的阴暗，让我看到一个世界的外延。电影的艺术是一个与时间最紧密结合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忘了初衷，为什么要干这个行业，无外乎是我们对梦想、对生命以外的东西还有更多的追求，更多的期待。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