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官员爱改革
摘要：尽管人们总是对官僚阶层心怀不满，但做事情又离不开他们，不管多么豪情万丈的宏图大计，总要面临如何将其分解并层层落实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对于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一上一下的改革动力都有了，改革成败似乎端视“囿于部门利益”的官僚阶层如何回应改革压力了。
自古以来，官僚阶层或官僚集团似乎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顽疾，他们横亘在圣上与小民之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因循守旧、阻碍变革，可以说是中国难以进步的罪魁祸首。
此外，据说苏联的覆亡也跟官僚集团的种种不是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一开始千方百计阻挠改革，及至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刻，又居然一哄而散，“竟无一人是男儿”。
早在1974年，李约瑟和黄仁宇在他们合著的《中国社会的特质》中就指出，中国可能遭遇的最大危险，也即中国领导人决心要避免的，就是新一代技术官僚的出现。在计划和协作经济中，大量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这很容易就为一个新的管理阶层铺平了道路。在受雇人员数量如此之大的背景下，这可能会把社会主义变为帝制中国官僚统治的复活。每念及此，足以让每个中国人毛发倒竖。
然而，尽管人们总是对官僚阶层心怀不满，但做事情又离不开他们，不管多么豪情万丈的宏图大计，总要面临如何将其分解并层层落实的问题。
建国初期配合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薄一波在其回忆录里指出，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对曾在国民党“伪机关”做事的数十万人，除个别民愤极大的人之外，一律“包下来”，“养起来”。这里面固然有着稳定时局的考虑，但利用和发挥这些人的管理技能则更是首要的考量。
无独有偶，那些曾经在“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后来也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把一些懂行的被打翻在地的老干部有选择性地请回来，否则“革命政权”的日常运转都堪虞。原上海“革委会主任”徐景贤在其回忆录中就写到“夺权”后面对生产运输全面混乱，一度自来水供应都出现紧张，不得已要让比较“懂工交”的马天水“复出”，“三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委会。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文革”中期，所有的“革委会”都要三结合：造反派、军官代表和改造后的老干部——造反当然有理，日子还是要过。
这也就是费正清在其《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所一针见血指出的：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飙，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
历史一次次证明，如何在官僚和反对他们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之间取个平衡点，是个考验古今中外为政者的大难题。
壮大市场和民间，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给官僚们“减负”，当然是条正途，也符合“壮士断腕”的真义。但说到底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而且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难以大小论英雄，而以适配性为标准，当大则大，当小则小。诺思等人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就指出，高收入国家的政府规模一般比较大，因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包括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系统和社会保险。当然，他们是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
政府的重要性决定了官僚队伍的不可或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这支队伍对变革之风更为敏感。除了冀望于这个队伍本身素质的提高外，如何建立常规的压力传导机制显然更为重要。在这方面，那些法治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民意求变革，压力通过代议机制传导至官僚队伍中的政务官，一番争吵妥协后，或修订法律，或修订现行政策，然后交与事务官们加以执行。至此，一轮变革诉求得以通过正常的途径落到实处，当然其中不排除一些缺乏耐心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诉求，也不排除一些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在议会阻挠改革议程通过等等，但大局还是拢得住，事情大致还能往前推进，而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竞争力也得以保全并更新。
循此框架不难发现，首先官僚阶层权力的来源即对谁负责决定其应对变革压力的态度。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主要由上级任命的官员自然很难做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顶层不设计，中层自然无动力。顶层设计不落地，中层自然难发力。此次中央提出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即是对此一问题的求解。
其次，政务官与事务官要有所区隔。政务官的职责就是要敏锐把握并及时应对各种变革诉求，而事务官则谨守分际，以维系公务员队伍的如常高效合规运转为己任，也即政务官要讲政治，面对改革不能推诿，事务官则要讲职业操守，负责把改革动议转化为可执行的行政步骤。所谓推进改革，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队伍一提改革都要闻风而动，更不能为改革而改革。
再次，如何将改革诉求与动议通过正常的途径转化为法律和政策，或者通过修订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来加以体现，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挑战。现在改革进入到利益调整的深水区，靠“违法乱纪”，尤其是靠官僚阶层 “违法乱纪”来推动改革是不现实的。因此周其仁教授近来屡屡呼吁要尽快清理和废止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其用意即在于此。
总之，如何扎实构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压力传导机制，决策转化机制，协调好事关改革议题的党的决策、政府执行与人大监督三者间的关系，从而使官员队伍能够接纳改革，落实改革，推进改革，是新一轮改革顺遂与否的关键。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自古以来，官僚阶层或官僚集团似乎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顽疾，他们横亘在圣上与小民之间，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因循守旧、阻碍变革，可以说是中国难以进步的罪魁祸首。
此外，据说苏联的覆亡也跟官僚集团的种种不是有着直接关系：他们一开始千方百计阻挠改革，及至党和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刻，又居然一哄而散，“竟无一人是男儿”。
早在1974年，李约瑟和黄仁宇在他们合著的《中国社会的特质》中就指出，中国可能遭遇的最大危险，也即中国领导人决心要避免的，就是新一代技术官僚的出现。在计划和协作经济中，大量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定程度的专业主义；这很容易就为一个新的管理阶层铺平了道路。在受雇人员数量如此之大的背景下，这可能会把社会主义变为帝制中国官僚统治的复活。每念及此，足以让每个中国人毛发倒竖。
然而，尽管人们总是对官僚阶层心怀不满，但做事情又离不开他们，不管多么豪情万丈的宏图大计，总要面临如何将其分解并层层落实的问题。
建国初期配合陈云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薄一波在其回忆录里指出，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对曾在国民党“伪机关”做事的数十万人，除个别民愤极大的人之外，一律“包下来”，“养起来”。这里面固然有着稳定时局的考虑，但利用和发挥这些人的管理技能则更是首要的考量。
无独有偶，那些曾经在“文革”初期叱咤风云的造反派后来也面临一个尴尬的选择：把一些懂行的被打翻在地的老干部有选择性地请回来，否则“革命政权”的日常运转都堪虞。原上海“革委会主任”徐景贤在其回忆录中就写到“夺权”后面对生产运输全面混乱，一度自来水供应都出现紧张，不得已要让比较“懂工交”的马天水“复出”，“三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委会。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文革”中期，所有的“革委会”都要三结合：造反派、军官代表和改造后的老干部——造反当然有理，日子还是要过。
这也就是费正清在其《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所一针见血指出的：为了摧毁旧制度，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阵狂飙，但现在不得不去制服它。
历史一次次证明，如何在官僚和反对他们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之间取个平衡点，是个考验古今中外为政者的大难题。
壮大市场和民间，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给官僚们“减负”，当然是条正途，也符合“壮士断腕”的真义。但说到底政府是不可或缺的，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而且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政府难以大小论英雄，而以适配性为标准，当大则大，当小则小。诺思等人在《暴力与社会秩序》中就指出，高收入国家的政府规模一般比较大，因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公共品，包括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教育、公共卫生系统和社会保险。当然，他们是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公民提供服务的。
政府的重要性决定了官僚队伍的不可或缺，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这支队伍对变革之风更为敏感。除了冀望于这个队伍本身素质的提高外，如何建立常规的压力传导机制显然更为重要。在这方面，那些法治较为健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民意求变革，压力通过代议机制传导至官僚队伍中的政务官，一番争吵妥协后，或修订法律，或修订现行政策，然后交与事务官们加以执行。至此，一轮变革诉求得以通过正常的途径落到实处，当然其中不排除一些缺乏耐心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诉求，也不排除一些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在议会阻挠改革议程通过等等，但大局还是拢得住，事情大致还能往前推进，而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竞争力也得以保全并更新。
循此框架不难发现，首先官僚阶层权力的来源即对谁负责决定其应对变革压力的态度。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主要由上级任命的官员自然很难做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顶层不设计，中层自然无动力。顶层设计不落地，中层自然难发力。此次中央提出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履行对改革的领导责任，即是对此一问题的求解。
其次，政务官与事务官要有所区隔。政务官的职责就是要敏锐把握并及时应对各种变革诉求，而事务官则谨守分际，以维系公务员队伍的如常高效合规运转为己任，也即政务官要讲政治，面对改革不能推诿，事务官则要讲职业操守，负责把改革动议转化为可执行的行政步骤。所谓推进改革，并不意味着整个官僚队伍一提改革都要闻风而动，更不能为改革而改革。
再次，如何将改革诉求与动议通过正常的途径转化为法律和政策，或者通过修订现有的法律和政策来加以体现，也是一个不容小觑的挑战。现在改革进入到利益调整的深水区，靠“违法乱纪”，尤其是靠官僚阶层 “违法乱纪”来推动改革是不现实的。因此周其仁教授近来屡屡呼吁要尽快清理和废止一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其用意即在于此。
总之，如何扎实构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压力传导机制，决策转化机制，协调好事关改革议题的党的决策、政府执行与人大监督三者间的关系，从而使官员队伍能够接纳改革，落实改革，推进改革，是新一轮改革顺遂与否的关键。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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