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大头”的局部胜利

    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国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可谓三足鼎立，主要有中央的大清银币，各省督抚自铸的龙洋和自外流入的墨西哥鹰洋。当然，在广大的内陆乡村地区，银两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直至1933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废止银两制度。

    辛亥革命爆发后，自晚清延续的货币乱象越发不可收拾。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还滥铸铜圆，滥发钞票和军用票，币制更加紊乱。

    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一如晚清，关于新货币是采用银本位还是金本位或金汇兑本位，各方又争执不下。最后考虑到中国黄金储备极少，而市面上流通的白银又极多，民国北洋政府最终决定还是采用银本位制。

    据资料显示，北洋政府于1914年初推出《国币条例》及实施细则，确立银本位货币制度，规定国币以一元银币为主币，总重七钱二分，成色九零，其成色与法定成色之公差不得超过千分之三。不过，最后新币的成色并未如规定的那样高，而是改从原北洋造银元成色八九的标准。没有能够推出“高标准”银元，是因为旧币回收不力。当新旧币并行时，高成色的新币很容易被旧币驱逐，清末发行的大清银币就因此被地方大量熔毁，用于铸造当时并行的各省龙洋。因此，当财政部一开始准备按照《国币条例》，令天津造币总厂及南京、武昌等造币厂开铸国币一元银币时，负责发行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便指出，新币与旧币成色不同，价格难统一，新币推行不易。

    旧币回收不力一方面是因为经费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政令不统一的痼疾。当时袁世凯政府以币制改革为名向四国银行谋求“币制借款”，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忙于战事，无心理睬。当初制定《国币条例》时，以为可以获得币制借款，能够迅速回收旧币，改铸新币，所以规定新币价值较高，现在既然借款无望，也只能加以变通。后来财政部根据现实情况定国币“壹圆”重七钱二分，含纯银八成九，铜一成一，上有袁世凯头像，俗称“袁大头”。这一改动虽与《国币条例》不符，但它使新币可以与旧币“和平相处”，分期、分区陆续推行。在接触西班牙本洋（民间称“佛头”银元）等印有外国元首头像的洋银元一百余年之后，中国老百姓终于用上了有着自己国家元首头像的银元本币。

    “袁大头”发行以后，在重量、成色上有严格的管理，每星期都要抽样送财政部化验，中国银行公会也可随时派员化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委托各造币厂铸造“袁大头”时也要随时抽送化验，对于不合格者均随时熔毁，决不迁就。因此，“袁大头”一进入市场，就信用昭著，深受商民欢迎。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经与上海钱业公会协商，于1915年8月1日取消“龙洋”行市，代以新币“袁大头”，于是“袁大头”通用范围由北方而扩展到南方。1919年7月5日上海钱业公会又取消“鹰洋”行市。在“土龙”与“鹰洋”势力被彻底废除后，“袁大头”的地位大大提高，成为全国通用且为中外商界所认可的唯一主币。然而由于当时几个造币厂铸造能力毕竟有限，到1915年底新铸“袁大头”银元也仅铸有7100余万元。

    考虑到有限的铸造能力，以及银币搬运不便，为推广“袁大头”流通范围并尽快统一全国币制，发行银元兑换券应该是一条可行之计。然而，在民国初年，中国一方面并没有以中央政府税收为后盾的中央银行，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现代”银行财力也普遍不足，无力在真正意义上承担发行可为民众所普遍信赖的纸币的任务。以中国银行为例，到1915年底，该行发行的“袁大头”兑换券也只有3000余万元。

    《剑桥中华民国史》指出，这些本土现代银行从一出生就面临两个对手的强大竞争压力，一个是代表条约港经济势力的外国银行，一个是牢牢占据广大内地货币市场的钱庄。前者包括27家外国银行及其在中国的分行，拥有3或4倍于120家左右中国银行的资本，实际上垄断了有利可图的外汇和外贸市场，收存每年数亿元的盐税和关税收入，并在条约口岸招揽大批金融业务。后者单个规模并不大，但加总后的资本总额却大于现代银行，并牢牢占据着国内货币兑换、证券投机和短期贷款市场。

    辛亥革命后，面对全国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北洋政府比清政府更加无力控制中国的税收来源。1913年，北洋政府曾试图划分中央、省和地方税收的范围，但由于中央政府过于软弱，相关规定无法执行，即使在强人袁世凯当政时期也是如此。1914年以后，除关税和盐税外，其他大部分税收由各省管理。

    作为政府主要税收来源之一的关税几乎全部被用来偿还外国的借款和支付赔款。从1912年至1927年底，北洋政府能够从海关收入中用于行政经费和其他支出的，仅为海关全部收入的20%。从1913年底到1922年底，盐税的收入超过了关税，不过1922年之后中央政府能得到盐税的一部分。

    面对长期的财政困难，北洋政府主要靠举债度日。1912—1926年间，财政部共发行了27种国内债券，票面总值约6亿多元。这些国内债券大部分被中国的“现代”银行所认购。

    银行这样做的动力在哪里呢？据相关资料显示，120家左右的中国现代银行总计拥有3.5亿元的核准资本，但能筹集到的实缴资本连一半也不到，仅为1.5亿元。由于缺乏公众信任，这些银行不得不通过发行纸币以高利率向钱庄贷款，并以高息揽储的方式来吸取极为短缺的流动资金。于是，为了偿付高息存款和贷款，为了支撑币值，银行不得不寻求利润高和风险大的投资：政府以大大低于票面价值出售的公债和国库券，正是这种投资的重要部分。

    这些银行持有政府证券，作为投资和发行纸币的储备。然而由于上述的税收困难以及政局动荡等原因，这些证券资产的质量是可疑的。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这些银行及其发行的货币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

    一直要到1935年，实现了初步关税自主和表面上政令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才有能力推行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币制。该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白银收归国有，限令各金融机构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至此，以“袁大头”为代表的各类银币完成其历史使命，开始退出市面，银元逐渐为法币所取代。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