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服“银荒”

作者：苏琦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4-09-06 01:15:00

摘要：对于1830年代的中国精英们而言，由于缺乏精确的计量经济学推论，也没有设立中央银行体制的观念，提出一个可行的货币政策的任务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驯服“银荒”

苏琦

从19世纪初开始，由于拉丁美洲独立运动导致美洲白银供给减少，加之鸦片走私导致白银外流，中国市场上开始出现白银短缺即“银荒”现象，进而导致出现“银贵钱贱”，令那些主要以铜钱为交易和消费单位的小农、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士兵等底层人士深受其害。

面对全国性货币危机的出现，以前毫无货币主权观念、对货币流通基本持放任自流态度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忧患意识，相关人士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方案，这些方案堪称前现代版的“货币政策”，而其版本间的差异则凸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多样性，其丰富和弹性远出于现代人的想象。

当然，由于不能充分体认“银荒”根源的国际性，清朝的精英们未能提出有效的货币政策。“银荒”最终因为全球白银供应的增长和欧洲市场复苏导致对中国进口再度高涨而得以缓解，清朝也迎来了所谓的“中兴”。

应对“银荒”的政策建议及其纷争主要以是否发行纸币为焦点。学者王瑬在其《钞币刍言》中建议，由户部发行纸币取代市场上流通的银币，从而解决以白银为交易媒介所产生的问题。纸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怕类似白银短缺这样的状况出现，且便于运输。为此政府需要没收白银，待纸币立稳脚跟后，再分两次归还所没收白银。所有的对外贸易将以物易物，白银也将被禁止充当货币。为了控制铜的使用，以官方铜店代替民间的铜店。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百姓信任乃至接受纸钞呢？王瑬建议一方面要通过使用特殊纸张和经手官员加盖官印的办法来做好防伪，另一方面通过在纳税和支付官员薪资的过程中“优惠性”使用纸币来增加其吸引力，比如100文的纸币能支付110文的税，而官员也普遍加薪。另外，关于纸币发行的数量，王认为“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即当停止”。

王的建议无疑是高度干预主义的，立刻引发了无为派的诸多反对意见。魏源认为，货币必须有内在价值，不能以政府力量强加在没有价值的物品上，所有货币“必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所炉备，绝非易朽易伪之物所能刑驱而势迫”。同时代的学者许梿也反对以纸币代替白银，认为“天生五金各有定品，银且不可以代金，而为纸可以代钱乎”？他指出贵金属的内在价值是由于其稀缺性所决定的，而纸币则不具有这种品质，“今多出数百万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所能颠倒矣。”

魏源则从历史经验指出，金元两朝曾以丝织品和银箔加工而成纸币，结果不断贬值，老百姓避之唯恐不及。此外，历史经验也表明，便于运输并不足以说服老百姓使用纸币，比如偏安东南一隅的南宋，水运非常便利，交通也非常发达，人们也没有特别偏好较为方便的纸币。

持反对意见者还尤为关注发行纸币造成的与民争利和扰民的问题。许梿的弟弟、前户部主事许楣尖锐地指出，“取民九倍、十九倍之银，而偿之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 在老百姓普遍抵制的情形下，若以纸币发放官薪、军饷等，必然令官员和军人面临在市场消费被拒绝的尴尬，而政府若以强制手段发放纸币并回收白银，则有可能造成扰民，甚至激发动乱。

此外，许楣还认为，禁止白银作为货币，将会导致更多白银外流，银价将更加上涨。魏源支持许楣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并再次引经据典指出王瑬方案的不可行性。魏源援引金朝时期的例子指出，金朝政府在发行纸币的同时下令禁止继续使用铜钱进行交易，结果导致大笔铜钱流往淮河以南的南宋统治地区，而金朝的百姓则常常苦于政府发行的纸币市价的频繁波动。

面对双方的各执一词，满清统治者也莫衷一是。最后，尽管王瑬大声疾呼推行纸币，但主张国家较少干预货币制度的建议还是相对居于上风。满清政府在1853年之前唯一采取的行动是停止或放慢许多官方铸局的铜钱铸造，因为铜钱贬值幅度实在过大，继续铸造已经有赔本之嫌了，而官方的这一举动被理解为顺应而非干预市场之举。到了1853年，面对太平天国起义所造成的国库极度空虚，满清的一些亲王决定冒险一搏，启用尘封多年的发行纸币和大额铜钱计划。

但是，如魏源等人所警告的那样，老百姓并不接受面值和实值不一致的纸币与大额铜钱。计划甫一推出，大额铜钱便持续贬值，政府请求商人贡献白银出来支持纸币，但商人自己也日趋贫困化而不可能拿出白银，这又导致纸币越来越缺乏支持。没有贵金属做支撑，政府自身也缺乏信用手段，那么作为信用货币的纸币的失败也就顺理成章了。到1861年，纸币和大额铜钱计划被取消，在其存在的那短暂的几年间，其流通范围从未超出过京城。

如林满红在《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前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以经世派自居，热烈地谈论货币问题，但却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而更多是诗人、医生或经学宗师。在没有外来思想资源可以借鉴的情形下，他们只好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素材当中寻找类似的先例，或者从古代的经典著作中探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

对于1830年代的中国精英们而言，由于缺乏精确的计量经济学推论，也没有设立中央银行体制的观念，提出一个可行的货币政策的任务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主张国家干预的纸币派固然过于冒进，认为政府应无为而治的传统派实际上也更多意味着束手无策。直到一百年后的1930年代，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掺杂着腥风血雨的欧风美雨熏陶后，中国的政经精英们才最终成功推出了法币这一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纸币体系。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