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片”集体失语
摘要：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没能呈现一个完整的青春。创作者们正在向市场和审查做双重低头，“青春”还未真正松绑。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中国电影正在集体向“青春”致敬。在《致青春》、《中国合伙人》、《小时代》拿下高票房后，下半年还将扎堆上映一批青春电影，数量上呈井喷态势。然而，在名车名包、高富帅们极致的炫目画面冲击后，在小小的怀旧情绪涌动后，人们似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我们的青春难道就是这样的吗？爱、性、个体、家庭、社会，躁动与叛逆、批判与反思、理想与冲撞，这些青春的核心词并没有被深刻挖掘，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没能呈现一个完整的青春。创作者们正在向市场和审查做双重低头，“青春”还未真正松绑。
商业诉求而非文化情怀
在当下的中国电影界，似乎谁也无法阻挡青春片的猛烈攻势。
近日刚上映的青春片《早见晚爱》登上了《新闻联播》，这让许多人着实吃了一惊。有了这档中国最知名新闻节目的推荐，影院和粉丝们开始活跃起来。再加上之前《小时代》在《人民日报》和美国《大西洋》月刊上的“露头”，以及各方的论战不休，青春片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现象，一股将坊间和官方统统席卷的文化潮流。
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甜蜜18岁》、《致青春》、《大野狼与小绵羊的爱情》、《中国合伙人》、《分手合约》、《逆光飞翔》、《全城高考》等十几部青春片上映。下半年，《小时代》的第一和第二部、《初恋未满》、《青春派》、《被偷走的那五年》、《听见下雨的声音》等也密集上映。上月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传媒大奖主题就是“青春电影梦”，亮相的电影剧组中，青春题材以绝对数量获胜。
著名电影人、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军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青春片在今年下半年只会是数量上的井喷，而非票房上的井喷。从近期的《天台爱情》的表现来看，青春片已经有“式微”的苗头。这部周杰伦的作品之前宣传要拿下18亿票房，但截至记者发稿前才刚在内地破亿。
“爱扎堆是中国电影的现状，也是个特殊的现象。一旦某种题材票房不错，就会有很多同类的、搭车的、照搬的出现。” 高军说。
常有人感叹，“中国电影只有校园，没有青春”。许多人的大学时光是靠看着《毕业生》这样的经典美国片，或是日本残酷的青春物语度过的；后来，台湾青春片那浓郁的文艺腔调又开始俘获许多少男少女的心。中国内地知名的青春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比如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青红》、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山楂树之恋》。还有一些是以“地下片”的身份存在，比如《十七岁的单车》。
这些影片大多聚焦于文革或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变革年代，如今电影的主流观众群80后、90后们，似乎已经很难跨越这道时代的沟壑去共鸣那段青春的躁动与不安。于是，青春片，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档。
终于在2013年的春天，青春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横空出世了。据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博士透露，《致青春》这个项目其实是赵薇按照硕士毕业论文的标准来进行的，对观众兴趣点等做了几年的严密调研论证。
“但可惜的是，从《致青春》到《中国合伙人》，再到《小时代》，青春片的质量是在次第下降的。”知名主持人、学者胡紫微对本报这样表示，《中国合伙人》显得似是而非，“把那个年代的歌都糟蹋了一遍，并没有传达出年代精神。一部电影，要么有意思，要么有意义，要么有意味，但似乎这几点都没做到家。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初出校园的男人要在这个世上安身立命，要去实现人生的梦。但影片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就是拼命想去大西洋彼岸，去不成之后就赚那些拼命也想出去的人的钱。赚钱，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这太悲催了。”
至于《小时代》，胡紫微说，虽然它的动静很大，但好像与价值观已经很稳定的中年观众没有什么关系。
在高军看来，今年上映的青春片普遍注重商业元素，而非文化情怀。“与姜文们相比，这些电影不仅精神内核有所欠缺，在艺术的完整性上也有很大差距。”
“其实，青春片不是一种普通的、全概念的商业电影，只是针对某一群观众，因为不同时代的青春是不一样的。”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对本报记者表示，“所以，其实把姜文、王小帅的作品放在今天的主流青春环境下进行作品的横向比较，有些困难；或者说，容易陷入霸权主义的思维模式，非要给青春下个定义，非要给青春片定个模块。”
刀尖上的独舞
就在《小时代》沸沸扬扬之时，一部被称为中国经典青春影片的电影，在禁止公映12年之后，首次在国内公开放映。为唤起人们对这部改名为《自行车》的电影的回忆，王小帅与主演高圆圆骑着单车重游了当年拍摄地的胡同。戏剧性的是，据说当年《十七岁的单车》被禁时，有关部门的理由是“拍了太多胡同，没把北京现代化的一面拍出来，有关方面认为不利于申奥”。
这种“无心插柳”的对阵也出现在《致青春》上映期间。一部名为《我们都是坏孩子》的电影在5月爆红网络。影片讲述了一群以叛逆为宗旨的90后艺校女生，在青春期的情感迷失中，在介入社会的夜店狂野中，一步一步地“堕落”。
《我们都是坏孩子》的导演张洋说，该片不承当屌丝奋斗史的职责，那是中国大部分青春俗片的方向，看懂这个故事的恰恰是一些生活得非常像90后的主流观影人群。
从某种意义上讲，《致青春》、《小时代》是在与市场共舞，而《十七岁的单车》、《我们都是坏孩子》是刀尖上的独舞。
吴冠平表示，世界上有很多艺术家，比如日本的大岛渚等，是借用青春的故事去对主流社会和既有体制进行反思和批判，或是进行自身的批判。但这样的策略在国内行不通。所以，现在的青春片大多停留在欢乐、活力或是精神气质上的点到即止。
“有很多人想参照美国、日本，他们的青春片做得已经很成熟了，他们的内容大多是个体欲望的表达，但这样的模式放在中国的现时代，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未必能通过审查。青春是个躁动的年龄段，涉及很多内心的、生理的、家庭的、社会的矛盾，要如何合理地用影像表达，是个问题。” 吴冠平说。
《十七岁的单车》就曾用“残酷”的方式试探了青春片的“底线”。影片讲述的一个外来务工少年和一个城市少年因一辆山地车而引发的故事。这些关于“车”的青春琐事在揭示一个问题，无论你在哪里，你的身份有何不同，你的青春都是残酷的，因为你都在权力的压制下。最终，在一次血淋淋的群架中，务工少年的城市梦破碎了，城市少年的爱情梦惨败了，大家尝到了成长的味道。
胡紫微说，王小帅的青春电影即便放在更宽松的管制环境下，也未必能获得巨大的市场回应。但“王小帅”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就有价值。而现今的很多创作者，正在对监管和市场做双重低头，他们会揣摩审片人的底线，从而形成自己创作的尺度。这种自我捆绑才是最可怕的。
青春需要
真实而又理想的答案
吴冠平说：“尽管每个国家、每个年代的年轻人内心感受都不同，但青春的一些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比如理想、个体、性、爱情、家庭、社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是衡量青春片精神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胡紫微看来，《致青春》是专注“爱情”这个命题的，而且基本做出了不错的回答。在很多青年女性的世界中，男人是个巨大的难题。“影片在告诉我们，男人本不是你人生的答案。更不是可以安放人生的靠得住的解决方案。总的来说，男人是个问题。你需要把这个问题摆平了，生活才得圆满。或者呢，你被这个问题摆平了，人生虽然破碎，然而你将获得成长。影片的四个女主人公，一个得到了看上去的圆满，一个破碎了，另外两个，获得了成长。”可以说，《致青春》是以青春的名义在解决女性的自我救赎问题。
有影评认为，《致青春》中的每个人都憋着一口气，这是编剧李樯悲天悯人的一面；它触及了青少年早孕、工人下岗、城乡差异、民工潮、富二代等诸多社会热点话题，感觉十分现实。但对于“性懵懂”，这个青春电影中普遍存在的重要符号，《致青春》只是点到为止，这是内地电影环境所致。
青春时的爱与性，究竟是什么色彩？《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原著名字是《动物凶猛》，也许更能提供一种启示。但在现有环境下，除了审查的限制之外，如何在表达方式与观众文化心理上的接受度中找到平衡点，也是问题。《我们都是坏孩子》的一些台词就引起争议，“你只看到我绝美的年华，却没有看到我眼中的迷茫；你嘲笑我有脸蛋无大脑，我可怜你有物质无激情。你否定我的放纵，我决定我的快乐。我抽烟我酗酒，因为我年轻，我文身我滥交，因为我还有资本。”是否只有这样的“写真”才能表现青春，答案不一。
而对于青春的其他关键词，比如“理想”、“社会改造”，今年的青春片似乎集体失语。
胡紫微说，青春片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是值得人回味的，能给人希望的。因为年轻时的爱情、人生，以及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改造，都是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也许你步入中年后，尽管每天在网上谴责这个世界，愤世嫉俗，但第二天还是会背上名牌包走入写字楼，继续世俗生活。正是这样悲催的人生轨迹才反照见青春时理想主义的可贵。所以，理想主义是年轻时一定要有的，也是电影中一定要呈现的。但现在的青春电影所传达的东西太过现实，那些青春的目标太过具体。”
“也许消费至上的确就是现在一部分年轻人的真实生活，但电影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产品，还是应该具有精神上的崇高感。”吴冠平表示，国外的许多青春电影也是瞄准大众市场，但哪怕是描写了一个不堪的人，也给人精神上的洗礼；而国内的青春片看似堂皇、丰满，实质却营造了一个狭窄的精神格局。
如今，许多业内人士担心的是，青春片是否会像以往的许多题材一样，过早地透支了观众的热情，在一哄而上之后被“做死”。高军表示，未来市场对于青春片会有更高的要求，而非如现在这样浮光掠影地打着青春招牌。吴冠平说，对于创作者来说，未来找“平衡点”依然是最重要的，既不回避青春的现实话题，又能与主流思想做一个巧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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