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凭什么去超越？

    52岁的崔健在25岁的电影观众面前，败下阵来。近日，一部以崔健演唱会为主题的3D音乐电影《超越那一天》遇到了院线排片的困难，制片方最终只能以网上预售票的办法来决定影院是否放映。与习惯了快餐文化的年轻人的“疏离”，反而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崔健的不可或缺，他所代表的批判精神在当下和未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
    谁愿为信仰买单
    “原本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电影项目，但经过了两年半的周折之后，我才不得不承认，属于崔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歌迷不像想象中那么多，也不像想象中那么激动了。”3D音乐电影《超越那一天》制片人白强对本报记者感慨。
    40多岁的白强是崔健的铁杆歌迷。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大学时，白强买的第一盘磁带就是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前些年在美国时，白强看到美国产出了许多优秀的音乐电影，比如自传纪录片《U23D》就是记录了U2乐队两年里的巡演情况。而恰巧崔健当时在美国的巡演非常成功，于是，白强有了给崔健拍一部音乐电影的想法。
    2010年，崔健准备在北京办一场特殊的演唱会，名为“超越那一天”。他请来了近百人的北京交响乐团，用交响乐、世界名曲改造自己的作品。8月，回国创业的白强到崔健家，说想投资，把这场演唱会做成一部3D电影。双方一拍即合。在这部总投资高达700余万元、中国首部3D音乐电影中，崔健和他的音乐生涯用3D手段做了呈现，穿插其中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深刻变化。
    然而，《超越那一天》在发行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在商业大片的冲击下，院线对这样一部特殊的影片并不积极。于是，白强被“逼”出了一个独创的方法：想看的观众要在网上提前订票，一家影院放不放，放多少场，全看预订出了多少张票。最终，《超越那一天》在5月8日首映，意在向崔健首唱《一无所有》的日子致敬。用3D摄影机录制，完全用韩国团队——这些原本是可以撬动市场的卖点，却意外地“遇冷”了。据悉，自该片上映来，在北京仅有个位数影院排映，而在深圳，几乎没有影院排映。而2011年9月，台湾演唱组合“五月天”的3D演唱会电影《追梦3DNA》公映，在大陆拿下近3000万元人民币票房。
    作为崔健多年的好友，乐评人江小鱼认为，其实这部电影的遇冷，并不是大众与电影本身的错位，而是以院线为代表的市场中间环节在错读大众的审美。对于摇滚的内在需求一直存在，如果能够公开售票排片，一大批中青年观众会蜂拥而至。此次不得已的网络售票、团购，繁琐的程序把许多人都挡在了影院之外。
    然而，电影的消费主力是20多岁的年轻人，这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有一个90后观众写下了这样的影评，“老实说我不觉得崔健很摇滚——这大概与我重口味有关。尽管“一块红布”的段落让我忍不住小小哭了一把，但从电影中剪辑的部分我大概感觉得到，那是只属于那个年代的激情。”白强说，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崔健只是一个好奇的存在，崔健的深刻性与追求快餐文化的小青年们很难产生交集。白强之所以要拍这部影片，其实有着时代性的用意。“当年唱着、听着崔健音乐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怀揣理想，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若干年后，我们真的改变世界了吗？虽然我们这一代人手里都有些钱了，但这就拥有改变世界的能力了吗？好像并不是。到底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这是我想通过这个电影要回答的问题。”
    《超越那一天》打出的宣传语是，“开启回忆之门，寻找信仰的力量。”然而，在这样一个年代，有多少年轻人愿意为信仰的探讨付出成本，白强的“我们”与“世界”的探究也很难引起90后、00后的回应。
    崔健的改变与不变
    这部音乐电影虽命运多舛，但它却毫无疑问地再次唤起人们对于“崔健”这个时代符号、精神符号的关注。其实，关于崔健的讨论这些年一直很火热。崔健到底是谁？崔健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人们努力地从崔健身上找到关于艺术、社会、精神的深层答案。
    1986年5月9日，当崔健穿着农村的大马褂，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唱响《一无所有》时，中国被震惊了。人们第一次在音乐中听到了高频率出现的“我”字，在很多学者的解读中，这是一种“打破”的巨大价值。崔健对于当年的走红，解释为“释放能量的美”，“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我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我们人性深处的兴奋。这种兴奋包括我们有权利或者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激情。”
    崔健的音乐究竟该如何界定，也许仅用“摇滚乐”是无法言明的。在知名学者周国平对崔健的访谈录《自由风格》一书中，崔健这样说，“中国没有成气候的底层文化，在美国有，我太喜欢这种音乐了”，“在知识分子里面，说什么都不对，只能去唱一些诗情画意的”，“我真正想做的是名副其实的大众艺术，如果失去大众艺术这种对人的平等的关怀的话，实际上你的艺术就是功利，就是证明你生存的品牌的一个公式而已”。
    但这样的艺术探索在现实中不断受挫。据报道，在崔健最火的80年代到90年代初，崔健的演出要么很难拿到批文，要么毫无征兆地被无故取消。从1992年后长达13年的时间里，崔健无法在北京举行大型演出。而此时，崔健的启蒙价值已经开始发酵。90年代中期，窦唯、何勇、张楚等再塑了一个摇滚的黄金时代。崔健也开始以艺术总监的身份物色、培养新一辈的摇滚乐队。2005年9月，崔健再次站到了首都体育馆的舞台。此后，崔健开始回归到更多人的视野中，而这时，人们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崔健。
    崔健开始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中，还参加了东方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崔健自编自导了一部名为《蓝色骨头》的电影，一款同名的个人定制手机也在今年上市，外观是崔健风格，机内收录了大量的崔健的歌曲、视频和写真。对于市场化，崔健表示，“不是臣服，也不拒绝。”江小鱼说，崔健从没有排斥市场，但与目前大多数的歌手不同的是，市场对于他们是目标，崔健只把市场当路径。崔健曾表示，“我合作的形式有个比重的问题，就是当我的艺术和原则都能坚持的情况下，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
    崔健是否也被世界改变了？
    2005年春天，一张由国内顶级新生代乐队的翻唱合辑《谁是崔健》问世。对于这个响亮的问题，有人认为这是对崔健的致敬，有人认为这是对崔健本人和这个时代直面的质问和提醒。
    崔健也曾在采访中提及市场效应更好的许巍、汪峰，但对于坚持自我，他依然表现得很肯定、坚决。崔健说，真正的摇滚乐就是踏上征途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去哪，谁也不要告诉我，即使我错了你也没必要告诉我，我在做我自己认为是开始的一件事。这是年轻向上的价值观，这也是真正的商业价值，真正的商业灵魂。”
    江小鱼表示，在今天走进影院看崔健，或是讨论崔健，决不是当下流行的“怀旧风”。因为崔健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对社会常态的质疑，是当下和未来都非常需要的，是具有鲜明时代意义的。
    崔健说，他喜欢把个人的愤怒和情感通过音乐表现出来，“说白了，就是比较具有批判性。”在他看来，大伙儿一起搞音乐，不纯粹是“哥们儿义气”，而是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着一种更大的矛盾。“真正美好的、反抗压抑的音乐恰恰都是产生在发达的社会里，这种批判、这种呻吟证明了你的内心力量，证明了社会进步，这个社会存在着批判、存在着呻吟是社会发达的一个象征。”
    也正因此，崔健这个符号始终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所寄。江小鱼告诉记者，崔健每年都有五六十场的演唱会，现场互动的那种力量感令人震撼，那些中年观众的狂热和“猛劲”，决不亚于90后。白强说，其实这些年，崔健的生存并不是问题，有演唱会和一些品牌代言，“活得还不错”。但他更为痛苦的是内心，因为今天的年轻人似乎不再需要他那样的音乐。“作为艺人，总希望能不断有新鲜的东西呈现，但他音乐中的歌词、意境，如今的年轻人是否能理解，是个大问题。”
    也许从更大的一个维度去评价崔健，更易让今天的年轻人走近这位中国摇滚教父。周国平曾说，崔健的作品在内容上与其说是社会批判，不如说是人生探索。在风格上与其说是批判，不如说是最直接的表达。当然，前后期的重点好像有所不同，前期主要是表达旧的理想崩溃时期人的精神的迷惘和解放，反对的是虚假，后期主要是表达商业化环境下理想的缺失，人的精神的孤独和无奈，反对的是平庸。崔健的主题“始终是生命的真实，寻求一种真实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