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缺席诺奖领奖
摘要：人道主义作家和文学匠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然而当他们被授予同一个奖项——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们的内心涌起的波澜绝对是不一样的
人道主义作家和文学匠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然而当他们被授予同一个奖项——诺贝尔文学奖时，他们的内心涌起的波澜绝对是不一样的，因此，结局也不相同，欣然接受或断然拒绝！他们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人类史上起伏不定的曲线——作品看上去像一个喷泉，而事实上它却是一块海绵。
萨特：
为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1963年，58岁的萨特出于经济拮据的缘故，执笔重写自传《词语》，1964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词语》让萨特获得了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后，世界再次震惊的是，萨特竟然致信评委会，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但瑞典皇家文学院并没有因为萨特的意愿而改变决定，依旧把奖项授予他。
10月22日，萨特委托瑞典出版商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声明：“我不接受一切官方给予的荣誉，当我创作作品时，我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奖赏。”
萨特一向弃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无论是战后法国当局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还是来自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看来，一个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仅仅来自他个人的学养成就，而非世俗名声。这些荣誉会让一个作家的真正价值受到遮蔽。他表示，签名落款为“萨特”，是一回事；签名落款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萨特”，却是另一回事。
分析萨特拒奖原因有几点：首先他为了保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精神自由，不愿与任何官方和组织合作。
其二，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一个哲学家实在是张冠李戴。萨特一生最为看重的是他的哲学体系，从1943年出版《存在与虚无》到1960年完成长达750页的《辩证理性批判》，这期间他一直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不断进行修正，从最初的存在主义到存在主义人道主义，再到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可谓为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费尽了心血。
事实上，他利用文学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了他那复杂的哲学思想，他的文学作品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文学。
其三，自大的萨特一直认为自己伟大的一面，他人只能领略百分之几，当社会以诺奖对其褒奖时， 他的自我肯定与外在肯定产生了一定的落差，于是他断然拒绝了。
第四，尽管萨特在拒奖声明中写道：“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但事实上，他一直唾弃资产阶级那种虚伪和腐朽性。
其实，不仅仅是萨特，但凡任何一位人道主义作家，都能意识到这点，而作为文学匠人，他只能逃避苦难而假装赞美生活。
帕斯捷尔纳克：
美中情局暗助获奖
经1957年诺奖获得者加缪推荐，苏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凭借《日瓦戈医生》，以“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取得了杰出成就”而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用了8个字致电瑞典皇家文学院：“感谢，高兴，自豪，难堪。”
然后，厄运很快落到帕斯捷尔纳克身上，苏联政府认为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苏联《文学报》写道：帕斯捷尔纳克为了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为了30枚金币而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加入了国际反苏宣传，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
获奖当天，身为苏联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费定闯进帕斯捷尔纳克家，要求他立即发声明拒绝获奖。帕斯捷尔纳克给作协写了一封信：“没有什么能迫使我放弃授予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从而也就是苏联现代作家的荣誉。不过，诺贝尔奖金我打算交给保卫和平委员会。”
几天后，帕斯捷尔纳克被开除出苏联作协。作家们一致通过致苏联政府的公开信，要求剥夺帕斯捷尔纳克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10月29日，苏共中央决定，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斯卡娅公职。
帕斯捷尔纳克屈服了，当天便给斯德哥尔摩和苏共中央发去电报，对前者写道：“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你们别抱怨我自愿放弃。”而对后者则哀求说：“请把工作还给伊文斯卡娅吧，我已经拒绝获奖了。”
针对一部小说海外出版而对作者进行打压，显然是苏联体制霸权的体现，然而问题并不简单：在东西方冷战之际，美国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因此在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开始之际，美中情局出资帮助《日瓦戈医生》俄文版出版。
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赫鲁晓夫，建议成立保卫帕斯捷尔纳克委员会，使他免于获刑和尽快平息事态。这个建议也合赫鲁晓夫的心意，责令帕斯捷尔纳克写两封公开忏悔信，一封写给苏联人民，发表在《真理报》上；一封则写给赫鲁晓夫。事实上，这两封信均非帕斯捷尔纳克所写，但是最后的签名，却是他本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斯捷尔纳克“在两个时代还未愈合的伤疤处”的写作和生活注定了他的悲剧，所以是诺贝尔奖要了他的命。
贝克特：
非母语创作者的荣誉是反讽
196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竞争者是历年来最多的，在103名候选人中，有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英国诗人威·休·奥登、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甚至还有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美国电影大师卓别林等。在法国文学界，人们一致断言马尔罗肯定会获奖，因为他这一年已不再在政府部门任职，但瑞典皇家文学院更喜爱另一位用法文写作的爱尔兰作家贝克特，由于“他那具有奇特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奖。
然后，这个荒诞派戏剧家风闻自己获得诺奖时，竟做了一个“荒诞”举止，马上躲到一个小山庄里去了，而那个小山庄正好遇上山洪暴发，他就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
贝克特有他的难言之处，正如瑞典皇家文学院常务理事罗金授奖辞所说：“如果将敏锐的想象力和逻辑掺拌到荒谬的程度，结果将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诡谲，或是一个爱尔兰人，如果是一个爱尔兰人，这似是而非的诡谲会自动地包含于其中。诺贝尔奖确实曾有被分享的情况出现，有趣的是，今年正发生了这种情况：一份诺贝尔奖颁给了一个人，两种语言和第三个国家，而且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当整个世界热烈祝贺这位戏剧家时，他的祖国爱尔兰异常愤怒，拒绝承认这位得奖者是她的儿女，因为他放弃了祖国的盖尔语而去使用两种外国文字——英文和法文。
一个不用母语创作所得到的荣誉是一种强烈的反讽，敏感的贝克特只有放弃才能安心。
但是，法国政界人物开始使用政治手段劝导贝克特，这位“身不由己”的获奖者同意接受此奖，但坚持由于健康缘故，本人无法亲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但他也反对爱尔兰大使代他领奖，只得委托出版商出席庆典活动，并领取了7.5万美元奖金。
索尔仁尼琴：
人道主义被政治玩了一把
1970年10月8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第一次获得提名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因“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评委会在没有对他全部作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情况下，即决定将诺奖的桂冠戴到这位出名没几年的作家头上。这是出于文学以外的因素：索尔仁尼琴当时处境危险，颁奖在对他创作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想通过颁奖来拯救他的生命。
在这里，诺贝尔奖显然涉入政治区域，尽管他们做出解释：“当时瑞典政府认为，如果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索尔仁尼琴，将会影响瑞典和苏联两国的关系，政府由此建议学院重新选定获奖人，但是，学院并没听政府的话。”
然后，苏联政府表态，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决定是反苏政治敌对势力的行为。索尔仁尼琴也表示因为个人原因而取消领奖，直到1974年他才解释说：“难道我会为领这么个奖而离开俄罗斯，最终失去祖国，无家可归吗？”
1945年，索尔仁尼琴因批评斯大林而遭逮捕。1964年，他被提名为列宁奖金获得者。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得奖，赫鲁晓夫便退出了苏联政治舞台。索尔仁尼琴公开与苏联政府抗争，他写了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并由于手稿流落海外出版等原因，1969年，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因叛国罪被捕，并被驱逐出境，送往西德，随后到瑞士，直到流亡美国，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1974年12月10日，索尔仁尼琴亲赴斯德哥尔摩补领4年前的奖，他发表了4分钟的演说：“任何文学与科学奖金的美好使命都正体现在这里——有助于前进中的发展。”最后，他表示：“我跟你们大家都知道，艺术家的工作是不能纳入贫乏的政治范畴的，正如我们的整个生活，不管我们怎样去捕捉，其中也不会有我们社会的意识。”
耶利内克：
我为获奖而感到绝望
2004年10月7日，瑞典皇家文学院宣布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为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理由是：“在她的小说和剧本中发出的反抗之声如音乐般流动，她的语言充满非凡的热情，揭露了社会的陈腐思想及其高压力量的荒唐。”
耶利内克在世界文坛并不著名，她的获奖是一个冷门，她击败了不少排名在她之前的著名候选人，如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及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和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等。
从这一点上看，耶利内克挺符合萨特1964年拒奖时发表的声明：“诺贝尔奖并不能对它增加什么，相反的，它反而把我往下压，它对那些找寻被人承认的业余作家来讲也许是好的。”业余作家耶利内克就这样被意外寻到了。
而在得知自己成为第一个获诺奖的奥地利人后，耶利内克并未如人们意料的那样激动，相反，她在当月8日发表声明，正式宣布自己不会去斯德哥尔摩接受该项大奖。她罗列了两条理由：第一，身体健康状况不佳，有社交恐惧症；第二，她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获得这一大奖。
耶利内克的作品经常讲述女性被毁掉的故事，强烈批评男性的专制和暴力，因此，她得到了“激进女性”的绰号。她还与自己的祖国奥地利对立起来，与政府完全保持着距离。她的疯狂是那么强烈，她的批判意识企图要跨越历史和民族的界限。
最后，耶利内克的确没有亲自去领奖，但她也没有拒绝，这是一种中性的姿态。
（作者系诗人、戏剧评论家、《空中生活》主编）
链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致谢辞（节选）
●阿尔贝·加缪（1957年）
秉承自由精神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这份殊荣授予我，万分感激之余更添万般惶愧。再理智的人，再理智的艺术家，都渴望被认可。我也不例外。但比起自己所做的一切，这份殊荣是过于沉重了。一个年届不惑却依然满怀困惑的人，创作生涯正值中途，习惯远离朋友、孤独劳作，突然被拦下脚步、推至聚光灯下，四顾无援的我怎能不惊慌失措？我将藉着怎样的心情来接受这份荣耀？此时此刻，就在欧洲，有许多作家，甚至是最伟大的作家，依然默默无闻、乏人问津；此时此刻，就在我出生的地方，依然不幸接连着不幸。
没有艺术，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但我从不将这艺术置于一切之上。如果说艺术对我而言不可或缺，那是因为它决不自我孤立，在与他人同等的层面上，让我本色地活下去。我觉得艺术不应是独自享受，而是一种方法，用它来感动大多数的人，向他们奉献一种超乎苦痛和普通欢愉之上的形象。它迫使艺术家不再自我孤立，让他臣服于最卑微、最普遍的真理。
再来谈谈作家的角色，同样责任重大。确切地说，今天的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形影相吊，远离真正的艺术。任何暴君的千百万军队都无法将一个作家从孤独中拯救出来，尤其当这个作家同他们步调一致的时候。相反，一个无名囚徒的沉默，一个被遗弃在世界另一个角落百般受辱的囚徒，就足以将作家从流放中召回，就算这个作家身处优境，只要他不忘记这种沉默，用艺术的种种方式来彰表这种沉默。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不负这一使命。但在作家漫长一生的境遇中，晦暗也好，腾达也好，在暴君的铁牢中也好，能自在发出声音时也好，只要他尽力做到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他就能重新找回勃勃而富有生机的集体情感和支撑。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这两条也足以体现作家职业的伟大。既然作家的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那就只有容忍谎言和奴性。这个世界充斥着谎言和奴性，孤独的荒草到处疯长。无论我们每个人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的高贵永远植根在两种艰难的介入中：拒绝谎言，反抗逼迫。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之妻莫妮卡代致（2011年）
我代表我的丈夫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想对你们说，我们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感到多么的荣幸和激动。
托马斯16岁那年便开始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写作。当老师的课一旦变得比平常更具有挑战性，他们之间就彼此传递笔记和诗歌。
“那些迅速写下的话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托马斯在后来写道。“诗的雏形已经在那里。官方的生活课在喧嚣，我们互相递送着灵感。”
●莫言（2012年）
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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