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无长物”与雅器背后的“审美精神” 16世纪的中式范

■周江林

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3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

里面一明两暗书房。上下放着6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

里边书房内，地面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厨，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张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别误会，这只是一个名为西门庆的地痞商人的书房（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抛开对西门庆的喜恶，这样的布置在中国16世纪小官僚或商人的家居中有普遍性，区别在于品位的高低上。

按照传统审美标准，西门庆家的书房内外的木香、卷棚、东坡椅、交椅、凉床皆是俗式，家具上的“黑漆缕金”等工艺有恶俗之嫌。可见暴发户尽管“流金”，还是离风雅甚远。品位则是骨子里的高贵。

中国古代美学追求恬静清欢，达心物交融统一之境。这种美学观尽管随不同时代多有变化，但本质依然。宋代，器物要求绝对单纯，即圆、方、素色、质感的单纯。明代，这一脉美学呈现出“删繁去奢”风格，更加极简主义。这可从文震亨著的《长物志》而一窥全豹。

“身无长物”自古以来是中国文人品格德行的见证。该典出自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讲述曾任都督、刺史等职的王恭，志存格正，身无长物，其清廉贵峻成为后人的楷模。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像王恭这样的高德清廉人士为数不少。以儒雅相尚，不贪恋物质，那是多么清朗的时代。想当下，从精英到平民一味以财富、地位为荣，令古人们大跌眼镜。

文震亨的《长物志》反俗世的标杆

《长物志》从园林、宅居介绍到器具、书画、衣饰、香茗、几榻等，展现晚明文人清居生活的物态环境。文震亨以“长物”名书，透露出其看淡身外余物的心境，这是承继前人的伟大传统。

以第一卷《室庐》为例：门要木质，即使是石头门槛，也要用板扉。门环要用古青铜，白铜黄铜一概不用。窗用纸糊，纱和篾席都不行。山斋引薜荔于墙，可是不如白墙雅致。太湖石做桥，俗。桥上置亭子，忌。楼阁有定式，不要开阳台和搭卷蓬。天花板非官府不能用，前后厅堂不能以工字型相接，因为这也与官府相近。临水的亭台楼榭，可用蓝绢和紫绢蔽日挡雪，白布幔就不合宜。

文震亨眼界实在太高了。其不是简单人，文徵明的曾孙，文彭的孙子，作家、画家、园林设计师，雅而高洁。1626年，这个贵族后裔竟然在苏州街头领导人们反抗阉党魏忠贤。3年后，因礼部尚书黄道周“以词臣建言，触上怒，穷治朋党”而受牵累，下狱丢官。1645年，清军攻占苏州后，文震亨避居阳澄湖。清军推行剃发令，其自投于河，被家人救起，绝食6日呕血而亡。

文震亨的人格与气节，是同时代钱谦益、吴梅村、侯方域远不能望其项背。这样的人士所著的《长物志》，透露一个事实：世间之物，尽管宝贵最终是多余之物，人与物的关系能看出一个人有没有真才、真韵与真情。而没有这样特质之人，就是驭物，也还是西门庆罢了。

想起2014年，某收藏家以2.5亿港元拍下玫茵堂珍藏的明成化年间斗彩鸡缸杯，2016年又以5037万元拍下苏轼《功甫帖》，竟然引起社会真假争议。倘若文震亨地下有知，一定会吐血。

工匠精神的传承

客观地说，关于雅致和俗实之界定，通常难有一个确切标准。《长物志》只是参考。我们要认识到，明中叶以降，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开始萌芽，中国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的终点，白银促进了经济发展，人们追求奢靡的大环境形成。古物经商品化后成为优雅的装饰，只要有钱即可购得，原先象征身份地位的土地财富，转变成奢侈品的收藏。想一想，这同当下的环境是否如此相似？

建筑、木器、玉石、紫砂、漆器、竹刻、丝绸、刺绣、金属工艺等业欣欣向荣。这样的背景，建构起一个手艺匠人人才崛起的时代，他们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传承着“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自然、素雅、低调的中国古典精神，并创造出各类精妙器物。

回顾一下历史，工匠在古代的社会地位不算高，但有很多匠人名垂青史：先秦时期的鲁班有土木建筑与木匠鼻祖之称；李冰为著名水利工程专家；东汉的马钧是机械大师，被誉为“天下之名巧”；宋代的韩公廉成为将工匠传统与天算知识结合的工程师。

朱熹对《论语·学而》中“如琢如磨”做了注解：“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这是对工匠精神的定义。

匠，是一种完美的追求。匠，是一种人生的修行。中国古代匠人秉承一份执着，择一事而精益求精。

造物之前先做人

318年，医药学家、炼丹家葛洪赴岭南做县令，路过罗浮山，弃官不做而隐居山中专心从事炼丹术。中国古代化学从此翻开了第一页。

《晋书》载，葛洪学问丰富，在江南是无人可比，其著作比班固和司马迁的著作还多。其著《抱朴子》分内外两篇，纵论药物功能，炼金炼丹与神仙修炼之事，叙述万物变化之理。

相传，葛洪带三弟子炼丹，成丹后先给狗试吃，狗吃不久就死，接着，葛洪一吃也死了，其一弟子看师父死，也跟着吃，立刻倒地。其他两个弟子叹道：炼丹是求长生，吃了就死了，这有什么用呢？两人匆忙下山走了。葛洪缓缓地站起，把真丹放入地上的弟子与狗口中，他们醒来，开始修炼。

炼丹术必须在特殊实验条件下进行：首先是对实验者的选择上，对其人心性、道德层面的要求，远远大于对聪明才智的要求。这点与西方主导的现代科学不同，这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结果；其二，像斋洁、闲解、意合是针对进行实验者身心状态的要求；其三，对深山、洁地、天气、时辰等实验地点的严规；其四，最重要的口诀由师父秘密传授，没有其他参照与比对。完全可以说，古代科学实验控制条件远比现代科学更严苛。

退一步说到其他传统工艺，即使是一般的丝绢染绘、酿酒等行业，都不让闲杂人员看见，杂乱气息一带入，见之即坏。普通人，带着好奇、探索、学技能等都视为杂乱心态的人，根本不能进实验室和生产场地。

105年，蔡伦造出了纸。书画名家对纸的要求大大促进了纸业的发展。但要造出好纸除工艺之外，对从业人员有严苛限制，对纯净的环境、好水要求更高，还要等待时机作业，汲取山风与月光之天地间灵气，一张优雅的白纸才会问世。

还有，制作瓷器，出现次品必须砸掉（现在会降价出售）。烧制过程中，由于窑内温度发生变化导致其表面釉色发生了不确定性自然变化——“窑变”，而“窑变”无外乎两种结果：砸掉的次品与完满的器物。

前面说道，炼成丹的成功率极低，只能是天然偶成——一种瞬间到来的契机。“窑变”之瓷是人与自然相逢的一瞬，如果产生了精品，显然无双。

电影警示着我们

1637年是奇特的一年。西方哲学家笛卡尔出版《方法论》，树立起理性主义认识论大旗，西方开始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产业技术革命；没考上进士的宋应星撰写出中国古代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天工即巧用自然之力，开物即创造出人工之物。强调二者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才能驱动器物之裂变。

中国古人这种将德行置前，重视心灵、意念力量的工艺观和方法，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发展道路，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世界。在尖端物理学量子力学中，意念力成为物质客观的规律——用我们的眼睛或者意念去观察某个物质，物质表面上暂时没有变化，但内部结构己经开始变了。据日本IHM研究所对水结晶研究表明，大脑意念能影响水的能量灵体，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结晶行为。

中国传统工艺对创造者及从业者的内心、技艺要求甚高，讲究静心调息，长时间的身心、意念锻炼。这样的好处是对工匠精神的培养，形成流水一般的延续。

而现代科学强调的实验重复性，根本不考量实验者的心灵状态。这潜伏着巨大危险隐患，如果从业的科技人员以其污秽为出发点（一个满手污秽的实验者和戴着实验手套的人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是一样的），科技就会成为毁坏我们世界的暴力手段，这一切已经透过好莱坞电影提前给予了人类警告。

（作者为《空中生活》主编、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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