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时代:千禧一代的觉醒 与知识分子的尴尬

作者:周江林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7-09-07 17:21:00

摘要:许知远与马东的对话,日前引发出一场对“知识分子”的讨论。其节目内容本不出格,而是许知远式的“知识分子姿态”激怒了年轻观众

反智时代:千禧一代的觉醒 与知识分子的尴尬


■周江林



许知远与马东的对话,日前引发出一场对“知识分子”的讨论。其节目内容本不出格,而是许知远式的“知识分子姿态”激怒了年轻观众——尤其是物质潮流中成长,掌握新技术和媒介及互联网思维的千禧一代,所谓“理性关怀”、“理想主义”等词汇,已经被这代人瓦解或后现代化。

于是,奚落与嘲笑知识分子与“公知”成为近年来自媒体与网红的时髦。这令被委任并肩负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变得尴尬。

我们需要听听作家阿尔贝·加缪的说法:“文明并不在于精致化程度的高低。而是在于某种一整个民族共有的意识。而这样的意识向来就跟精致化无关。” 新的时代,倾听更年轻一代的声音比“公知”固守自己观念更轻盈些,这才是一种开放的、宽容的格局。

认识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

当下时代,物质化、技术化、大众化与泛娱乐化,加上新资本主义盛行,显然已经进入世俗化时代。

还有,社会光鲜的另一面,却是无公义现象。“传媒技术”和“工具迭代”如一把接一把的剑,已经将知识分子逼仄到时代巷口——这使得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卑微。

如果我们对此没有体认,并将种种看不懂的现象定性为“世俗与商业成为价值判断标准的功利社会”,得出娱乐至死之结论。这样的知识分子行为确实是充满着腐朽的书斋味。

当下知识分子应该补课的是,先不谈对新技术和媒介的理解以及掌握的自觉性上,就对新技术和新媒体及大众娱乐的态度层面上,也应该深入认知。

重要的是,身为“公知”,到了一个时代转变的特殊关头,不是一味坚守自己的理念,质问谁对谁错,而是要有怀疑自我的精神。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说得更直接一点,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是对任何权势说不的人!”

千禧一代登场

“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这是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一个观点,意味深长。

反智时代是当下全球化趋势,中国也不例外,千禧一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教条式的姿态与言论充满怀疑和鄙视:如许知远贵族式的道德诉求与完美追寻在这代人面前似乎失去了可靠对象,于是他会若有所失。而年轻人耸耸肩,翩然离去——韦伯的观点可以为他们直接挪用:“我就编织我的世界又如何。”

历来,年龄的差距形成的代沟,知识分子与“庸众”之间向来是对峙。但反智一代的鲜明性在于,先将自己划入“庸众”阵营,然后笑看你们这些精英们如何在嘴巴上展露自己的经验以为是全人类的经验,并向“理性关怀”、“理想主义”吐沫横飞。

他们是在笑看,老人家总是喜欢说教,而年轻人则多多少少反智。低俗是品位出了差错,自嘲是后现代处世方式。

大众文化制造了一些依赖电视、手机的大批“意义难民”,这是他们的“宗教”,很多人通过美剧、日剧的日常性打开了看世界的维度,而不仅仅追故事情节;一个线上音乐小组对落魄青年的拯救力可能已经超过昂贵的专业心理治疗师。

在新媒体时代,如果不改变,不去理解,不去融入“沉默的大多数”,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显得偏狭和顾影自怜,被新一代摧毁原有的逻辑,并解构是必然的趋势。

对这群反智一代的观察,我突然发现:他们本质上是悲观的,因而选择了乐观的生活;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是乐观主义,相信世界可以改变,因而戴着各种面具,以各种姿态呐喊。而山水日月,世界这些客观主体是不会听、不会看人类表演的。

此时,闪过“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结尾的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知识分子被夹在时代的夹缝间

曾经,知识分子是一个风光的群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米歇尔·福柯定论为,“知识分子就是由于道德上的、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原因自觉地成为(可以发出自己声音的)普世、大众价值的代表。”而这些代表也往往收获来自社会的掌声。

相对政客与商人,或者激昂的大众,知识分子相对滞后一些,但以此认为他们“对大众文化无知是一种恶”,显得言过其实。知识分子对媒体的不信任和对新技术的不接受出于本能,这在诗人、哲学家那里也如此。对大众文化无好感来自古老的传统,当代“公知”继承了这份沉重的人文主义遗产。

随着新媒体传播影响力的扩大,一些“公知”意识到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脱节。原因有多种:观念与话题陈旧、自身堕落、附属于政治、投身于财富等。问题是,当陈旧的“公知”们依旧用固执的态度,对大众文化表示不信任,并以这种自带结论的视角看待快速变化的时代,其实是在推卸责任——仅仅是忧虑一下,而并非主动地、积极地、全身心地介入问题中。

英格兰作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其《美丽新世界》中预言我们的文化会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也许我们正步入这种危机中。但事实呢,知识分子的忧患、个人意识面对他自我被排挤的情境下,发出的声音是主观、片面的,甚至有可能采用了一定技巧性。

山水日月,大千世界有其恒稳格局,中国古代文人安身立命其间,而当代知识分子处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背景下,似乎更关照现实。我相信于命运,“错误的生命无法正确地生活。”(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语)

理想已经落幕?

反智时代的到来并非是理想的落幕,恰恰相反,在千禧一代看来,此意味着各种被赋予神圣色彩的“思考”、“献身”、“孤独”等词汇与行为被拭去光环,更宽广的现实与精神之路被打开——以前是一群人追逐着一个人,而现在是人人赋予自己社会公民的意识。

世界经济论坛捕捉全球范围内的千禧一代的观点和价值观,这些被定性为反智一代关心:气候变化,大规模冲突,不平等现象,种族,腐败。他们的关心还体现在身体力行地投入到这些事业中。

难道所有的“公知”都意识不到这点,显然不是,这个新生的空间在解构了他们所不屑的之后,娱乐-意义的通道正在逐渐编织和展开。这是老一代“公知”所愤怒、恐惧的原因——这股新生力量形成了与时代脉搏合拍的话语力量,正从他们的表达空间里,辐射到现实世界,同样充满新鲜的力度。

还是回到前面所谈的话题。

自媒体有个调侃:“像马东一样活下来,然后做回许知远。”可能吗?

许知远的内心世界也许是精致的,小众而寂寥。这似乎跟中国当下知识分子的表状相近,但他的问题是,不懂山水,不通圆融,也就毫无诗意。

节目最后,许知远为马东朗诵了一段描写澳大利亚的文字。而马东认为,“我觉得这人想多了。”

对所谓的人类命运,在反智一代的成长上,中国知识分子们确实有点想多了。马克斯·韦伯认为,“一国之落后不在于民众落后而是精英落后,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整天高喊民众落后。”可谓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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