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为何让人崩溃
摘要：这部电影不仅打破了人们对于冯小刚电影格式的认识，更为解读那段特殊历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多元维度。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在这个票房至上的商业化时代，《一九四二》的出现显得有些另类和奢侈。一个关于战乱中“吃”的题材，酝酿了18年、筹备9个月、拍摄135天、横跨7地、制作8个月，耗资2.1亿。这部电影不仅打破了人们对于冯小刚电影格式的认识，更为解读那段特殊历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多元维度。
艰难的温故知新:
我们在灾难中磨出的奴性
筹备《一九四二》的18年间，这个项目三起三落，后来的拍摄又是超乎想象的艰苦，《一九四二》是冯小刚电影生涯中最难捱的一段。
在主演张国立看来，冯小刚拍贺岁喜剧是用智慧在拍，但《一九四二》“我感觉他有点心力交瘁了，体力对他来说也是个考验，包括他自己在戏当中的状态，甚至他发火有时是在对自己发火 ”。张国立回忆说，徐帆饰演的花枝有一场戏，为换几斗小米卖了自己，她拿着牌位对儿子说：‘记着，老家是延津。’所有人都在这场戏中难受、流泪，但我听到导演在大喇叭里喊：‘帆子，我不需要这种廉价的表演！’我听了都感觉心里一紧，因为我觉得徐帆的表演没什么问题，帆子也几乎是崩溃了。”
徐帆说，以往的戏，500人就已经是很大的场面了，但这戏天天1000多人，天天都是大场面，有时看小刚觉得挺可怜的，人在3个月里都是这种状态，有时是会崩溃的。“有一次他回到屋里说，我想玩，我想打球，那一刻觉得他像个小孩一样可怜。”
冯小刚究竟想通过《一九四二》表达什么？他用了四个字，“温故知新”。“我们现在打开电视、微博，一直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简直匪夷所思。其实这些看似孤立、看似荒唐的事情，都可以从我们的国民性里面找到答案。从1942年这面历史的镜子中可以看出我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拥有什么样的性格。比如说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饱经灾难，但他们通过灾难磨炼出的是一种救赎的主题，而我们有时候在灾难中磨出的是奴性。”
剧本1993-2012:
从刘震云到王朔再到冯小刚
早在1993年刘震云小说《温故1942》发表时，王朔就把小说交给了冯小刚。冯小刚随即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了一些著名的导演、评论家，谈论如何改编成电影，而最终大家给的统一结论是“不可能”。这是因为小说《温故1942》是调查体，没有贯穿的人物，也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些1942年的史实资料的拼图。
刘震云这样回忆，“1993年的夏天特别热，会开完以后，我记得有棵槐树，我那时还抽烟，就和小刚蹲在槐树下抽烟，我说弄不弄，他说，弄！我说电影的元素一个都没有，到哪儿弄去？有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找一帮人，在宾馆开一些房间，我们来设置这个故事、细节、人物、跌宕起伏和结构。我们两个端详了彼此的脑袋，都没那么聪明，那只好选择笨办法，沿着灾民逃荒的路、沿着所有线索发生的地方去走一遍，在路上把剧本走出来。”
随后，冯小刚和刘震云用两三个月的时间跑了山西、河南、陕西、重庆很多地方，一路上，灾民的人物形象开始慢慢浮现出来，人物的家庭关系、阶级关系也建立起来。
冯小刚说，“通过路上的采访，人物有了生命，剧本就顺势而为，我们提供土壤，让人物自己生长，直到剧本完成的最后一刻，我们才能知道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是什么样的。举个例子，通常我们拍人在途中饿死，很容易在创作上写一段他家人悲凉的心境。但实际采访中得到一个真相，那就是灾民的感情是非常粗糙的，是寒风垒起来的荒草和石头，他们没有时间去抒情、没有时间去悲伤。他们没有力量，饿得都奄奄一息；最后有的灾民说，早死早超生，再托生别托生在这个地方。这样一个情感不是你坐在宾馆里，一个舒服的地方能想出来的。”
角色样本：
饥饿与死亡合成的历史困境
《一九四二》的主角有19个，次要角色有50个，这其中有灾民，有以蒋介石代表的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有日本军队、美国记者、神职人员等多方面的人物。在这些人物身上，许多社会和哲学命题有了新的注解。
比如“阶级”，通常意义下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灾难中会是什么状态？电影中灾民这条主线，是以老东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两个不同阶级的家庭在逃难的路上从最初的对立逐步走向了融合，直至相依为命。饥饿、战争、死亡瓦解了这两个家庭原有的经济和伦理意识，而每个人在这其中都完成了人性的升华。
国民党官员的群像角色则被放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困境中，这在以往的艺术作品中也是少有的。比如蒋介石，冯小刚定义为：“一个在四面楚歌中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当时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被冯小刚形容为：“为民请愿，关心民众疾苦的官员。官场那些蝇营狗苟的事他瞧不上，但也没办法，有时候不得不同流合污，又对自己的同流合污感到屈辱和心灰意冷。”当时在豫抵抗日寇的“五虎上将”蒋鼎文则干脆在影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就饿死一个灾民，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
电影里有一个乡村传教士的人物形象小安。在灾难中，人能否依靠信仰活下去？小安承担着这个终极问题。饰演者张涵予说：“他其实也是河南农民，非常信仰上帝，觉得灾难来了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灾难来教育这些愚钝的农民，使他们脱离苦海，信仰上帝。可是残酷的现实却教育了他，当他把《圣经》放在那个被炸死的小女孩的胸口，求上帝来帮助她的时候，祈祷下来的是一颗炸弹。”
刘震云认为，小安的传教为什么会失败？灾民要的是吃的、是物质，不是精神。传教士为什么要跟着灾民的队伍走？他想灾荒来了大干一场，像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但一个个悲剧在他眼前上演，他就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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