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诺奖忽略的大家
三大现代文学之父弗朗茨·卡夫卡、马塞尔·普鲁斯特和詹姆斯·乔伊斯竟然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自然让人们对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产生了质疑。
面对责难，瑞典文学院给出了辩护的理由：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去世时，他们的多数作品或主要作品尚未发表，即使已经发表过作品的乔伊斯，一时也不容易发现，因为现代人文精神和现代审美意识的普遍觉醒需要一定的时间，推崇乔伊斯的人把他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最伟大的作家相提并论，反对他的人认为他的创作艰深、晦涩，一味玩文字游戏，可读性差，不能代表现代文学的方向。
然而，对另外一些当时已经影响世界的文学大家的忽视，瑞典文学院陈述的理由不仅难以令人信服，甚至是一种低能的辩解——比如说列夫·托尔斯泰之所以未予奖赏，是因为他晚年长篇小说创作已转向，主要写教育及宗教小册子，宣扬无政府主义，因而与诺贝尔规定的理想主义相左；诺贝尔评委会说埃米尔·左拉没有获奖是因为他的作品是“未经精炼的愤世嫉俗的自然主义”，可怜的左拉，成也自然主义败也自然主义；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的托马斯·哈代是因其小说女主人公“缺乏宗教伦理基础”而被否认；挪威的亨利克·易卜生与瑞典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两人是现代戏剧之父，同时被诺贝尔拒之门外，易卜生落选是因为其“否定主义”，而在今天，这个大师的戏剧被公认为“否定时代的一种伟大的否定之声”，给斯特林堡戴上的帽子是因其“不道德和邪恶的亵渎”，又同干净的炸药大王诺贝尔先生的趣味相左……这些理由显得多么牵强。
还有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这位怪诞主义和闹剧继承者，毕生至少有40次被诺贝尔先生拎来拎去，却遭到令人震惊的长期的蔑视。
丹麦文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曾请教诺贝尔的一个朋友，诺贝尔的确切含义是指什么。他得到的答案是：诺贝尔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理想倾向”意指“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秩序采取一种挑战的或批判的态度”。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诺贝尔采取的是一种独立精神的立场。
瑞典文学院前任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对于他自己的“诺贝尔的实践的理想主义”的说法，倾向于强调雪莱的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诺贝尔是指一种积极的、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作品。他进而认为，只有这种最广义的解释，才能有所裨益。
托尔斯泰与诺贝尔理想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之所以成为托尔斯泰，主要是因为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巨著，这是他作为作家的最本质的东西。然后，在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上他却输给了法国二流诗人苏利·普吕多姆（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俱乐部成员巴尔加斯·略萨尖刻地说，第一个文学奖获得者普吕多姆，你肯定不会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也不值得看）。
当时，42位瑞典作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质疑为什么不是托尔斯泰获奖。1902年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解释说，托尔斯泰落选的原因在于他对道德持怀疑态度，对宗教缺乏深刻认识。而且是18位院士一致否定了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这些人士怎么忘了“金主”诺贝尔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分子？
托尔斯泰的文学才华无人质疑，但其作品所谓的道德倾向是存在许多争论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曾说“托尔斯泰的道德观是错误的，他不应谴责安娜·卡列尼娜。他很清楚，那是他的莫斯科姑妈们的道德观。真可怕！”但瑞典文学院竟然持有一个类同于诗人的观点。
1901年，俄国最高宗教机关宗教院公布了开除托尔斯泰教籍的决议。
后世有“托尔斯泰主义”这样的名词，大体内容有二：一是勿以暴力抗恶，二是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否定，以求自我完善。
他为自己身上所有的莎士比亚化倾向公开表示悔恨，随着年岁渐老，他在道德上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包括自己的贵族出身，拥有的大笔财富，都成了托尔斯泰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的命题。他还推崇素食主义。他写道：“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会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尽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
与这么一个精神的主人相比，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它的自圆其说是非常肤浅和愚蠢的。如果换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得这样的奖！
布莱希特仅仅作为陪衬者，从40年代起，被瑞典文学院消遣了近半个世纪，至死也不给他一个安慰奖。迪伦马特的案例，再度向人们揭示了这个世人瞩目的奖项的世俗本性。
价值取向的不同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一生是短促的，但他对20世纪文论建设、戏剧改革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布莱希特文集》有30卷本，他在欧洲文学史上及戏剧史上显然列入经典现代派作家的行列。他的价值取向决不仅仅局限于他的美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本身，他还是很多作家精神和形式的启蒙者。
但他不讨诺贝尔奖的喜欢，诺奖显然更喜欢他同时代的作家托马斯·曼，这个共产主义者凭借《布登勃洛克一家》而获得了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用奖金买了房子，还购置一辆敞篷别克和一辆奥迪车。
布莱希特一生都和曼不和，认为他是一个旧形势的代表人物，德国当代文学里最无聊最无用最空洞饶舌的作家，激进的布莱希特与瑞典文学院的价值取向显然是对立的。
同为德语作家的阿图尔·施尼茨勒是一代梦幻大师，作品在形式上常有创新——他是最早运用意识流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但他的艺术品位却很保守。他没有时间研究现代主义，对任何似乎太好高鹜远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的小说富有戏剧性的高潮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巧合，呈现出一种矛盾：在19世纪的形势中包含着20世纪的深刻见解。
他曾进入191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但战争一来，充满浪漫色彩、寻欢作乐的维也纳消失了，施尼茨勒失去了创作的重要题材，诺贝尔评委会以他的价值滞后于时代而抛弃了他。
在《物理学家》一剧中，一个潜伏者这样对伟大科学家说：“对于我们这些非天才之辈，您也有义务把科学的大门向我们打开。跟我走吧，一年之内，我们准让您穿上燕尾服，把您送到斯德哥尔摩，去接受诺贝尔奖金。”
这是迪伦马特在嘲弄自己。这位继易卜生和布莱希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拥有《贵妇还乡》、《物理学家》、《罗慕路斯大帝》、《天使来到巴比伦》等系列杰作，其成就令后辈戏剧家们所望尘莫及，就连他的小说水准都远在诸多诺奖得主之上。然后，他仅仅作为陪衬者，从40年代起，被瑞典文学院消遣了近半个世纪，至死也不给他一个安慰奖。迪伦马特的案例，再度向人们揭示了这个世人瞩目的奖项的世俗本性。
伯恩哈德难以归类，世人对他有很多称谓：阿尔卑斯山的塞缪尔·贝克特、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夸张艺术家、语言音乐家等，都有道理，其实，他是一个被消灭了的欧洲最后的继承者。
他们得罪了自己的祖国
弗罗斯特有两句诗：“请进我是说没有受到邀请，即使受到邀请也不去。”他是说给他的田园，他的鹑鸟听——他也是说给斯特林堡听的。
可是，斯特林堡干脆不听！他在1910年的《致瑞典国民》一文中，以谩骂的语调涉及许多论题，其中之一是1901年度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诗人普吕多姆的评选问题：“此外，这位获奖者被认为已经理想地写作，可是，他却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也曾翻译过卢克莱修。这项奖颁发给普吕多姆显然是违反了诺贝尔的遗嘱。”
斯特林堡所指的是：诺贝尔曾在1895年的遗嘱中约定：文学奖应当颁发给那些创造了“在一个理想方向上最杰出的作品”的人。
斯特林堡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剧作《到大马士革去》、《梦剧》和室内剧构成了欧美现代主义戏剧发展的新起点。尽管卡夫卡说：“我们是斯特林堡同时代的人，同时也是他的后继者。”193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尤金·奥尼尔毫不掩饰地多次承认斯特林堡对他的巨大影响，将他誉为“当今舞台一切现代性的先驱”。
但这位天才作家的作品打破了瑞典当时的传统，致使其生前被人描绘成“怪人”和“疯子”。所谓高贵的评委先生是不屑正面直视他的。
2004年，奥地利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在获诺贝尔文学奖致辞中表示，“如果托马斯·伯恩哈德活着，最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而不是我。”但伯恩哈德类似斯特林堡——一个对自己祖国的批评者，说“国家注定是一个不断走向崩溃的造物”，并表示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他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但最终瑞典文学院鉴于他对奖项的态度，决定不去碰这个钉子——他们绕开伯恩哈德而走。
伯恩哈德难以归类，世人对他有很多称谓：阿尔卑斯山的塞缪尔·贝克特、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夸张艺术家、语言音乐家等，都有道理，其实，他是一个被消灭了的欧洲最后的继承者。
纳博科夫纵然技术再出类拔萃、再语出惊人，但他在瑞典人眼里，无疑已违背了诺奖的道德立场。
政治理想主义趋势
20世纪20年代，诗人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伦敦就读时正是欧洲现代主义轴心开始转移的时期，庞德、乔伊斯和劳伦斯已离开或正考虑离开伦敦，不过现代主义的传统无疑已经根深蒂固，更何况在英吉利海峡的那一边法国天才诗人兰波早就发出了这样的告诫：“绝对的现代化是很必要的”。
俄罗斯出生的纳博科夫完成了《洛丽塔》，成为了美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文体家。他的特点皆用于编织语言魔障、砌造智性的结构迷宫以表达对现实和真实的不信任。
相对于1958年凭《日瓦戈医生》获诺奖的作家帕斯捷尔纳克，1970年获诺奖的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表现出了天才的写作，偏偏诺奖不垂青他。
原因可能是纳博科夫的世界观：“现实是非常主观的东西。现实是认识步骤、水平的无限延续，是抽屉的假底板，永无止境。人们对一个事物可以知道得越来越多，但永远无法知道这个事物的一切。”他还是一位刻意消解作品意义，没有明确政治态度，作品缺乏现世指涉和终极意义的作家。
让·萨特在读完纳博科夫的《绝望》后诅咒般地评论道：“小说在哪里？它溶解在自己分泌的毒汁中了，它是一本虚无的小说。”这样的评价适合纳博科夫所有的小说。
纵然他技术再出类拔萃再语出惊人，但他在瑞典人眼里，无疑已违背了诺奖的道德立场。
在这一次次游戏中，瑞典文学院显得那么沉着：我们已经着手准备好了奖项，只是作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没斗过时间而已。
被时间打垮的借口
卡夫卡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成为席卷欧洲的“现代人的困惑”的集中体现，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作家们，他于1924年逝世。1924年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角逐的共有86位作家，最后，波兰人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以他的农村题材小说夺冠。
意识流小说大师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对开创现代派文学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又继承了法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他死于1922年，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以创作数量取胜的西班牙戏剧家哈辛托·贝纳文特的通俗佳构剧——悲哀的是，流行又一次打败了纯文学。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写道：“噢，世界在灯光里是多大呀，而在回忆的眼中，它却是这么微小。”
伊塔洛·卡尔维诺是意大利当代最具世界影响的作家，他以融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于一体的创作风格著称于世，擅长用童话的方式来写小说。他完全可以得到1985年诺贝尔奖，结果在颁奖前1个月猝死在滨海别墅，于是在新小说流派里排名靠后的克洛德·西蒙大爆冷门，摘得桂冠。
在这一次次游戏中，瑞典文学院显得那么沉着：我们已经着手准备好了奖项，只是作家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后没斗过时间而已。
为了得奖而诺贝尔？
美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马文·明斯基在1994年《科学的美国》中写道：“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知识领域的发展中似乎已经达到一个高峰。没有显著的标记能够表明我们将更富于创造力。爱因斯坦能够比牛顿或阿基米德更杰出吗？当今剧作家有人能与莎士比亚或欧里庇得斯媲美吗？”
肯定的是，所有诺贝尔奖作家无人能胜得过莎士比亚，问题是，我们不能这样类比，掌控诺奖游戏的瑞典文学院也应当反思，去积极探寻超越他们知识极限的途径——而不是去猜测那位死去100多年的老人语焉不详的遗嘱而给文学奖下名单。
这是新时代赋予他们的职责。应该像1996年诺奖得主维斯瓦娃·辛波丝卡在《未进行的喜马拉雅之旅》中透露出谦逊的智慧那样：
我们继承希望——
继承遗忘的天赋。
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
废墟中生孩子。
（作者系诗人、戏剧评论家、《空中生活》主编）
诺奖立场
他们触犯了禁忌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艾兹拉·庞德则是被政治毁坏掉的诗人。
博尔赫斯是作家中的作家，主题为：梦、迷宫、图书馆、虚构的作家和作品、宗教、神祇。作品反映了“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学的非现实感”，对幻想文学贡献巨大。可能是博尔赫斯不断恶化的眼疾有助于他创造性的文学语言，毕竟，“诗人，和盲人一样，能暗中视物”。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马克斯韦尔·库切评价他道：博尔赫斯，甚于任何其他人，大大创新了小说的语言，为整整一代伟大的拉美小说家开创了道路。
然后，这个自由主义右派，尽管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因为1976年一张与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合照（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让他永远失去了诺奖。
庞德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发起人，是威廉·巴特勒·叶芝的学生，詹姆斯·乔伊斯的挚友，托马斯·艾略特的同学，欧内斯特·海明威的老师。作为现代诗歌的领军人物，为打破英美诗歌的沉寂局面，促进美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由于二战期间他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战后，他被美军逮捕，被定为叛国罪。后来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把他弄出了监狱。为此，他被诺贝尔奖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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