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丑时代”的病理学样本 喜剧为何一再越过“底线”？

前几年，小品中常常出现歧视性表述，受到公众的严厉批评。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喜剧人开始学会克制。尽管如此，某些粗鄙的观念仍未彻底消失，还会于不经意间溜出编剧和演员的大脑。近期的《欢乐喜剧人》就提供了若干可供剖析的病理学样本。其中，岳云鹏对孙越的讥讽就屡屡失去控制，多次越过了喜剧艺术的伦理学底线。

或许是由于思路跟不上演出的密度，或许是因为抖包袱的惯性，德云社的组合特别喜欢相互调侃。生理特征往往是首要目标。谁具有异于常人的生理特征，谁就会在斗嘴大赛中吃亏。孙越就是这种潜规则的牺牲品。当他与岳云鹏搭档时，他庞大的体型往往备受嘲讽：

岳云鹏：跟个猪一样，他有个小名叫不拉几。

孙越：什么叫不拉几呀？

岳云鹏：姓傻，傻不拉几。

此类描述貌似漫不经心，实则一剑封喉：你已经被排斥到人类之外，又谈何尊严和权利？除了甘当笑料，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在此类思维惯性的牵引下，讽刺者犹如失控的过山车横冲直撞，肆意碾压人类心灵中的敏感地带。在许多小品中，孙越都被迫扮演“师猪”的角色。我非孙越，不知道其感受如何，但他的心理阴影面积肯定不小。任何个体都渴望被平等对待，艺人也不例外。在被称为猪时，他的表情变得复杂：尴尬，僵硬，似乎被冻结了，不再具有以往的生机。那个瞬间，他肯定体验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更可怕的是，倘若这种话语模式扩展到舞台之外，歧视之风四处蔓延，更多的普通人会受到伤害。

也许有人会说，限制过多会妨碍喜剧艺术的发展。这话说反了——调侃生理特征是幼稚的招数，设立合适的游戏规则会提升讽刺艺术的层次。这几年，蔡明、开心麻花、辽宁省民间艺术团都逐渐告别了上述套路，但喜剧性并未因此枯竭，相反，它获得了升华，变得更加细致、微妙、幽默。以前那些粗鄙的舞台形象消失了，替代他们的是文明的化身。嘲讽的对象由实变虚，更多地指向亦真亦幻的品质，而后者属于特定的规定情境而非个人：当文松展示自己的“浪”，观众知道这是戏仿，对特定状态的嘲讽也洋溢着浓郁的人情味；在开心麻花扮演其他性别的人物时，我们明白那是善意的演绎，心中并不会涌现出反感之情；就连宋小宝等人笑着说“你那损色”，他们戏谑的也是可变的品质。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应该说，这种变化已经构成了新常态，中国喜剧人的精神气质越来越当代化了。在这种迅速崛起的喜剧美学面前，歧视话语将很快没有容身之地，而岳云鹏等人的反应无疑显得过于迟缓。这既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也有负于日新月异的时代。

在批评赵本山、蔡明、潘长江等人时，我曾多次强调：对事不对人，期待大于否定。事实上，被批评的喜剧人都表现出可喜的变化。相比于他们，岳云鹏等人更年轻，也理应更具有纠错能力。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