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注册是经济自由度重要指标

    在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部署推进公司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内容包括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３万元、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正如中国政府网在报道中所指出的，这是为了“降低创业门槛，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设立公司也不是件新鲜事，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开始创立公司，那还是会遇到诸多的麻烦事：你要面对一定的注册资本，同时还要解决公司办公室的问题。以往这些问题往往都设定较高的门槛，因此也就出现了企业创设过程中的“原罪”问题，创业者必须动用第三方提供的过桥资金来验资——这样就有了虚假注册等问题。
    衡量企业创立的注册难度一直是作为一个国家经济自由度的重要指标。2000年，美国的4位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名为《准入管制》的论文，他们通过搜集全世界85个国家开办一个普通企业所需要经过的手续为例来分析创业的成本。研究发现，在世界上，要开办一个普通的企业，创业者通常需要经历10道官僚程序，花费63天的时间和相当于三分之一人均年收入的费用。在有些国家限制特别严重，比如玻利维亚就需要20道程序和2.6倍人均年收入的费用。尽管在名义上针对创业的限制都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越多的成本准入往往是和更严重的腐败和更多的不正规经济联系在一起，而并不是为了提供更好品质的私人产品或者公共品。
    这几位经济学家的研究指出，越多的政府管制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为了政府自身的利益。我们经常说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制度下的产物，一些握有权力的机构和个人借此谋求个人私利。也是从这个意义而言，降低企业的准入门槛，往往能够增加社会的投资活力，唤醒那些沉睡的智力资本。
    在讨论美国为什么有活力时，经常提及的一个名词是“车库创业”。1996年，还是斯坦福大学博士生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卢姆在学校开始一项关于搜索的研究项目。他发明了一个对网站之间的关系做精确分析的搜寻引擎，而这区别于传统的搜索靠搜索字眼在页面中出现次数来进行结果排序的方法。1997年9月15日，两人注册了Google域名。一年后，佩奇和布卢姆创建了谷歌公司，而办公地址就是在加州门洛帕克一位朋友家的车库内。而谷歌公司最初1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全都是来自天使投资人安迪·贝托谢姆的一张支票。
    在美国，谷歌并不是第一个在车库里创业的公司，很多现在如日中天的公司当时也是在车库里开始创业：1939年，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帕卡德家的车库里创立了惠普公司，最初投入资金538美元；1976年，乔布斯在20岁时和他的两个小伙伴在车库里办起苹果公司；1994年杰夫·贝索斯在华盛顿自家车库里创立了亚马逊公司，最初也只是个小小的网上书店。
    如果这些企业家诞生在玻利维亚，估计就不会有现在的这些伟大公司了，正是美国宽松的创业条件，才使得这些公司能够成立、存续并让全世界都能够享受他们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取消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并不是降低公司门槛的开始，相反，要真正地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创业活力，可能还需要更多的配套要件。
    就如前面所指出的，美国的很多企业能够在车库里创业，为什么中国的企业必须在商用性质的写字楼里上班？如果说在制造业时代考虑商业楼宇和住宅楼宇的区别是因为公司在住宅区里上班会影响邻里的生活，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创业初期的公司活动都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并不会对他人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企业是在居民区里办公，因此对经营场所的限制实际上变成了商业楼宇的变相保护，而不少主管机构也从中获得了寻租的空间。笔者注意到，此次公司登记制度改革的内容也谈及要按照方便注册和规范有序的原则放宽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条件，但是这个规定由各个地方政府自行掌握，那么各个地方政府到底能够走多远，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同时，笔者还注意到，目前很多科技园区中来自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场地租金补贴和专项资金扶持等往往是和公司的注册资金联系在一起，这会导致很多真正有想法但没有一定注册资本的公司无法获得该项补贴，而补贴最终会流向那些只有注册资本而无创见的公司身上。以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也就是国家创新基金为例，如果企业向申报获得用于“技术创新产品在研究、开发及中试阶段的必要补助”，注册的实收资本货币资本最低不得少于30万元。
    如果政府一方面放松企业在最低注册资本上的限制，但是另一方面却用财政资金补贴那些有特定注册资金的公司，那么很有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就是不少公司专门以骗取财政补贴为营生工具，而那些最需要资金支持的公司却无法获得真正的支持。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创业变成一种骗取财政补贴的工具，既浪费了公帑，同时也是对真正创业者的打击。因此，要真正形成一个鼓励创业的氛围，可行之计就是既要放松对企业创业门槛的管制，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减少政府对创新企业的资金扶持——让企业通过市场去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才是最好的办法，而那些不适应市场的企业就让它自生自灭。
    以当下中国最有活力的互联网公司为例，无论是今日如日中天的百度、腾讯，还是当年的新浪、搜狐，这些公司在初创时期的资金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市场的风险投资——因为政府根本无法估算其价值，但是这些企业在做大之后却获得了来自政府的很多补贴——比如在2010年还传出腾讯创始人马化腾获得深圳市住房补贴的新闻。这些锦上添花的财政补贴表明，以支持创新为目的的补贴最后往往到了那些最不需要的人的手中，因为市场竞争胜利者的最大赏赐是来自用户的付费，而非政府的财政补贴。
    如果以上论述成立的话，那么营造一个有利于创业的市场环境不仅仅需要降低公司登记制度的门槛，同时还需要尽可能地减少对企业的补贴，因为这往往是对创业者的歧视。从这个意义而言，公司登记制度改革只是放松管制的开始，今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