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问题，先学会公共对话

    近日因为有农业部专家公开就转基因作物安全性表态，转基因争议被再度引爆，并迸发出前所未见的冲击波，激起一轮公众大辩论。事情可追溯到今年7月，据传有61名院士联名上书，要求尽快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研究者称他们的两种转基因水稻都已获得国家安全证书，应该大规模商业化，这可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生态效益，但这难以打消大众对基因改造工程不可预知的后果的疑虑。
    毫无疑问，在食品方面应该追求百分之百的安全。对此，农业部专家黄大昉解释说，转基因入市前要经过严格的安全评价和审批程序，安全标准极为严格。撇开公众对官方保证久已存在的怀疑不论，单看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检测过程——先是拿小白鼠做喂养实验，然后是猪，最后是与人类同属灵长类的猕猴，前两项的实验期都是90天，更有专家现身说法称已自食14年。就算不是专业的生物科学人士，也能看出实验过程在逻辑上没有达到“极为严格”的程度。在国际上，即使是对转基因持非常开放态度的美国，在新的转基因产品上市前，也必须经过农业部、环境署、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三家机构不同方面的严格审批，包括对消费者、土壤环境、其他物种的影响等等，而不可能自始至终只由一个部门说了算。当然这不是农业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在转基因管理制度上缺乏统一规划，但这至少说明除了对人体的安全外，转基因大米要产业化还需回答更多其他方面的疑问。
    对于一些质疑转基因安全性的人，支持者高举起了“科学”这面大旗。然而，科学不同于宗教信仰的地方就在于，它本身是谦恭而开放的，欢迎和鼓励质疑，承认不确定性和误差，承认各种实验方法都存在局限性，承认在目前科学研究可确定的范围之外还有大片未知地域，从而主张吹毛求疵反复实验来尽可能地排除危险。这才是科学的精神，而傲慢武断地试图以自封的科学家权威来把反对意见一棍子打死，恰恰是一种反科学。而且，组织实验的科学家群体本身也可能是利益相关者，或许公众怀疑其受到商业利益的沾染有些捕风捉影，但这不一定只涉及经济利益，也可能是希望自身研究成果被认可的学术利益和荣誉。因此，已有的研究结论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更何况，即使在科学家群体内部也不乏异议，比如袁隆平就公开表示，政府应特别慎重批准转基因植物商业化，因为科学家不能完全预知可能几代人之后才开始显现的危害。
    有专家还认为推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已经刻不容缓，否则就会误国。这也许有些夸大其词，该论断成立的前提是转基因水稻未来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替代性作物。但并没有证据表明继续种植中国当前的水稻品种将难以满足未来粮食需求，必然需要由转基因水稻来代替，所以也没有必要操之过急。至于耽误科研的担忧，暂时不产业化并不影响科研工作的继续推进。
    当然一些科学家在转基因问题上显得有些急躁和情绪化也可以理解，因为转基因问题在中国带上了一些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不少人在传播转基因食品会导致癌症、不孕等耸人听闻的谣言。但是，并不是所有质疑者都反对中国继续进行转基因研究，或是否定转基因的商业价值。政府的确应该保证信息的准确传播，澄清不实谣言，以避免公众过度恐慌，确保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健康发展，但是政府不能利用国家权威来为并未得到彻底确证的转基因的安全性来背书，因为即使科学家也不能否认，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常识是，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转基因食品是安全或是不安全的，转基因是一项发展中的科技和产业，新成果层出不穷，任何一种新转基因产品都必须需要经过独立的风险测评程序，使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危险性都能得到合理的排除。
    在转基因问题上需要一场平和理性的公共对话，专家不要自认为真理在手而有对“愚夫愚妇”的傲慢，民众也不要条件反射地去嘲讽官方机构的专家。专家没有必要把目前遭遇的障碍都推到民意身上，因为这并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我国民意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极为有限，而且大多数民众对转基因问题的认知度相当低，甚至漠不关心——有多少人在炒菜的时候会在意自己用的豆油是不是来自转基因大豆？相反，人们更关心土壤污染、有毒食品等传统的安全问题，而恰恰是科学界主导的“黄金大米”人体实验等违反科研伦理的事件激发了公众对转基因的警惕。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推进乏力，主要原因是政府部门尚未下定决心，而民意则至多只是一些网上的背景音，远不是决定因素。把问题都推给民意会凭空制造大众与科学家群体的对立，让双方难以进行理性对话。
    同时，也不要把“挺转”与“反转”硬生生地划分为两个截然对立、铁板一块的派别，反对者并非都是歇斯底里的阴谋论者，支持者也不一定对所有类别的转基因产品照单全收，双方应寻找最大公约数，主动排斥各自阵营里的极端分子，实现真正的沟通并达成共识。
    转基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因而不能单纯地在科学的框架下解决，它还是一个涉及国际贸易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也是生态保护、生活方式选择、消费者权益与伦理问题，从而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府从顶层出台一个统一的治理框架。为了让公众彻底放心，让正常的科研得到推进，政府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把目前的低层级的国务院和卫生部出台的法规上升为正式的法律，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农业、环保等方面的法律协调一致，构建一个统一的转基因监督和调控体系，把转基因的风险测试机制统一化，实行农业、环保、卫生等多部门的综合治理，建立更完善的上市前审批制度和上市后的风险监控制度，落实对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签制度，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规范对转基因违法的惩罚并确定其民事责任等等。只有把已经意识形态化的转基因争论纳入制度化的规制轨道中，转基因问题上的公共理性才能进步。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