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电信诈骗，不只需要信息保护 必须以系统化方式来严惩此类犯罪

刘波

山东临沂女生徐玉玉之死震惊了全国。刚刚考上南京邮电大学的徐玉玉，接到了一个声称发放2600元助学金的电话，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在ATM机上转了9900元学费。这对于她的家庭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得知受骗之后，悲伤和悔恨交织的徐玉玉，呼吸和心脏骤停，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一个年轻的生命就此凋零。

斩断个人信息泄露链条

现在电信诈骗已变得非常普遍，可以说大多数的社会成员都有过相关经历。随着电信诈骗犯罪的日益猖獗，和徐玉玉事件类似的，诈骗导致受害人自杀或死亡，导致家庭破裂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多。这种犯罪的危害性正得到全社会更大的重视。但诈骗者不断改进技巧，比如利用改号工具，冒充公安、检察、税务等机关电话，以提高迷惑性。可以说，电信诈骗已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社会公害。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防不胜防的电信诈骗犯罪，目前我们还未找到一种有效的遏制途径。据统计，全国诈骗犯罪的破案率不到1%。一个大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去应对这种犯罪行为。徐玉玉事件可以说是这种犯罪猖獗到一定程度后，带给人们的一个警醒，提醒我们必须要思考如何以系统化的方式来打击这种犯罪了。

就像徐玉玉这个典型案件所表明的，现在电信诈骗的骗术越来越高，因为作案者对受害者的信息有非常精准的掌握。在这起案件中，诈骗者不仅知晓徐的所有个人身份信息，而且知道她已经提交了助学金申请，正处于等待的时间段。当诈骗者以内部人、知情人的身份出现时，对受害者的迷惑性就变得更高。再加上徐的家庭本来就在底层，徐个人又缺乏社会经验，所以诈骗者轻易得手。可见，在个人信息泄露与诈骗团伙之间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利益链，但我们目前对这种犯罪的内幕还很不熟悉，这需要媒体的调查报道，需要公安机关的顺藤摸瓜，斩断这个链条。

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犯罪，不少学者呼吁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尽快启动立法进程。的确，中国需要在这方面有一部完整的法律，将目前分散在不同领域的零散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定整合起来，以隐私权作为统领性的概念和立法基础，形成一部完备的法规。在这方面，尤其需对掌握个人信息的企业、教育机构、中介机构等规定隐私保护要求，因为这些集中掌握个人信息的组织，泄露信息的可能性更大。对于牟利性的大规模交易个人身份信息的犯罪行为，应该制定一整套惩罚标准。

须各部门协作严厉打击

不过，在“大数据”的时代，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能在网络上留下印记。在生活中的无数场合，我们都可能留下自己的身份讯息。要想只从避免信息泄露这方面来防范诈骗犯罪，是难度极大的，也是基本不可能的。信息总会找到泄露的方式。网络诈骗犯罪是一个互动行为，很多时候诈骗者往往利用的是对方的胆小、恐惧或贪婪心理，实施犯罪目的，所以大家在平时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和警惕。

而最重要的是，需要以公安机关提升破案率。因为电信诈骗成本低、隐蔽性强、诈骗者不直接现身，而且往往具有跨区域性质，这对破获这种犯罪的基层公安机关提出了较大的挑战。甚至有的诈骗犯罪是跨境、跨国实施的团伙犯罪，需要国际协作来破案。在这些情况下，单个的公安机关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也就成了问题。

近期政府召开的一些会议已要求通过电信、金融、公安等各个部门协作来严厉打击诈骗犯罪。针对新的情况，公安部门可以成立应对新型犯罪的专门部门与队伍，并随时从运营商获取信息，对可疑的大量群发短信等现象进行调查。运营商方面要严守国家规定，根据身份证开手机号码，保证所有的号码都可追溯。运营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弥补通讯系统中的漏洞，确保通讯都可追溯，并排查自身系统内部协作诈骗犯罪者，即所谓的“内鬼”，将这些人列入诚信“黑名单”，甚至采取不再聘用的方式，以使潜在的违法者心生戒惧而不敢轻易涉险。

目前，电信诈骗犯罪存在破案率较低、处罚不重的问题；而一旦得逞收效又很高，引诱了大量心术不正的人参与其中。要打击这种甚嚣尘上的气焰，就需要提高犯罪的成本。电信诈骗犯罪分子虽然分布广泛，但具备团伙作案性质，有一定的集中地。司法机关可以集中力量，捣毁一些大型的电信诈骗团伙，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以公共教育的方式，唤起大众的风险防范意识，比如电视节目可以更多报道盛行的诈骗方式，公安机关和银行可以定期群发公益性的手机短信，在银行等地广泛张贴公告、以语音方式提醒等，并将社会经验浅、判断能力弱、心理素质差的人群，如学生、老人、穷人等，作为重点提醒对象，把公共教育有的放矢地引向这些方面，可以起到最大的效果。（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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