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房养老难在哪？

    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之后，媒体上连篇累牍有关“以房养老”的介绍，同时也引来诸多的不同意见，有人称其为养老多元化的体现，不过更多的人则是抱怨。
    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报道是央视的一个采访，记者问一北京市民如何看待“以房养老”，这个市民是这么回答的：“不可能……因为我有儿有女，他们呢，说实在话，还眼巴巴看着我这房子呢。我把我这房子抵押给银行以后，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以得到一笔银行的利息了。等我百年不在了，房子让银行给收走了，那我儿女不得骂我啊。”
    据“以房养老”的最早设计者孟晓苏介绍，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看到在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没有子女或是子女由于某种原因早已辞世，没有子女的援助，因此生活拮据，需要通过以房养老。不过看这个北京市民的表现，倒是道出了另外一个难题，那些有儿女健在的父母的尴尬——儿女“还眼巴巴看着我这房子呢”一句话道出天机。
    这要从养儿防老的传统说起。之所以需要通过养儿防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老年人由于缺乏各类保险、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生儿育女——最好是儿子——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产品，从这个意义而言，子女就是一种人格化的金融产品。用经济学家陈志武的话来说，“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用金融概念来说“孝道”这个传统美德，尽管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过于赤裸裸，但是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安排。
    不过计划生育的推行，使得传统的养儿防老已经不能应对。养儿防老的关键，就在于子女的资源能够足够应付父母的养老，但是由于计划生育，单个子女的资源可能比父母一辈要好，但是由于子女数量的减少，一对独生子女可能要面对两家长辈，在这种情况下，养儿防老也就变成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
    幸运的是，随着社会养老体系的建成，子女身上所肩负的压力可能会稍轻一些。但是现代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体系也存在着较大的弊病。由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体系是完全依靠当前的收入去支付现在的支出，这就需要缴纳养老金的人数大于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这种模式在人口结构年轻、保障范围狭窄和支付标准较低的时候就能够适应。但是一旦经济不景气、人口老龄化和支付标准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征缴比例过高，年轻一代负担过重的现象。
    中国现在的养老体系就是有着这样问题。当下的养老体系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与其他国家的养老体系相比，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相当一部分群体在开始领取养老金时，实际上在相关养老账户上并没有相应的资金，他们所能获得的退休金完全是依靠现在上班族的支付，也正是如此，年轻一代人的负担特别重——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数据是，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
    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由于计划生育的缘故，年轻人越来越少，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却越来越长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养老体系的安全性正在受到广泛的关注，有很多人建议推迟养老金的发放年龄，尽管推迟退休年龄在当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由于种种情绪的存在，尤其是政府和企业部门养老金双轨制的存在，使得很多民众认为任何不变养老金双轨制的改革都是“耍流氓”，其他有关养老体系改革的丁点变化都会引发诟病。
    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也就难逃此劫。一个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我辛辛苦苦花三十年按揭得来的房子，怎么一转眼又抵押给银行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针对以房养老的批评，绝大多数都只是情绪化的发挥，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的要害。
    尽管以房养老在欧美已经施行很久，不过在我看来，全世界最适合以房养老的国家就是中国。1998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宣布从同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首次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通过这次住房改革，几乎市场上所有的存量房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原有的职工。十五年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使原先用几万元购买的房子最低是翻了十倍，高的甚至有近百倍。政府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还清了过去几十年在养老制度上的欠账，这可能是制度设计者在当初所没有考虑到的：很多职工的房产增值数倍于自己获得的养老金。
    房产增值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资产富豪”和“现金穷人”现象并存。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很多老人拥有过百万的资产价值并不鲜见——在上海内环一套50平米的房子的价值就超过200万，但是他们每个月所能获得的养老金可能不超过3000元。一旦开展住房反向按揭，这些老人每个月所能够获得的价值就会超过1万元，这些老人的日常生活会得到极大改善。
    不过也有人认为，为什么是房产反向按揭，而不是住宅置换的方式？比如老年人将其房屋出租获得租金，再用这笔资金在老人公寓或者其他适合养老的区域寻找合适的住宅？这个出发点非常好，却忽视了当下中国房产市场的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房产的资产价格过高，导致每月的租金收入远低于其按揭的支出：一套500万元的房子，如果首付三成则每个月需要支付的按揭大约是2.23万；但是同样一套房子在市场上的月租金也就在1万左右。这意味着如果将住房用作反向按揭，则其收入远高于租金的收入。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现在来看以房养老是一种好办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房的老人都该去采用这种方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个家庭都有着不同的难题需要处理。不过在当下中国，以房养老最大的难题并不是什么法学家说的七十年产权问题，也不是金融从业者所说的回报年限问题，而在于那位北京市民所说的“子女可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套房”——在资产价格膨胀的今天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而言，以房养老最大的问题不是政府，而是子女。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