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经济”和垄断壁垒要打破

    构建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这是最高领导层传递的明确信息。在7月23日习近平的武汉讲话中，形成统一市场体系被强调为全面深化改革所需深入调查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可见高层对此问题的重视程度。
    那么，是哪些因素在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这是培育全国统一市场面临的首要障碍。从定义上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政府为经济利益和政绩目标，人为阻碍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的行为，它构筑了市场的区域壁垒，造成地区封锁与分割，损害整体经济效率。
    地方保护主义根源深远。在改革开放之初，地方之间争夺资源以及优待本地企业、对外地企业设限的情况非常严重。但应该说，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培育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原来的财政包干、分灶吃饭的体制下，本地财政收入的多寡与地方政府利益直接相关，而很多财政收入来自于国企的纳税，这就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力来以补贴、设置壁垒等手段人为扶持本地企业，乃至形成让中央非常头疼的“诸侯经济”。分税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地区封锁，促进了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市场的发育。同样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明确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的流动。
    但时至今日，地方保护主义行为虽有所收敛，但仍屡禁不绝，或是采取更为隐蔽的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驱动地方官员行为短期化的考核与晋升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出于追求政绩的需求，地方政府需要尽量使投资、就业和税收都留在本地，限制其他地方的企业进入争夺市场。它们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比较早期而原始的是设置关卡、分割市场，而较不明显的是限制本地企业购买外地产品，或者联合本地金融机构对本地企业予以资金支持，实行财政上的免税与补贴，在监督和查处违法行为时对本地企业网开一面等等。
    地方保护主义除了破坏不同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外，还导致其他恶果。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不惜执行环保等方面的低标准，甚至相互比拼谁更能做出环境与资源牺牲，造成地方环境危机加剧。竞争冲动还导致各地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例如近年来光伏产业在地区间的同质化竞争，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补贴和扶持，造成虚假繁荣，导致该产业在遭遇欧美“双反”时一片凋零，而地方政府又考虑以财政收入来帮助其解困。
    同时也要注意到，地方保护主义并不是落后地区的“专利”，只是落后地区的做法更为粗糙和刺眼。根据学者的研究，发达地区的保护主义更为隐蔽，例如对外来企业和人员在地方性收费、银行贷款、承兑清算等方面的歧视性措施来实行地方保护。而近年来在北京等大城市，随着城市非户籍人口的增多而出现的行政性的房屋、汽车限购政策，以及限制非本地儿童的入学和高考等，也可以纳入广义的地方保护主义范畴之中，因为这些也妨碍了资金与人口的自由流动。
    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横向的地域分割，但也应看到，在纵向维度上也存在着各种市场壁垒。统一的市场同时也应该是自由的，意味着商品、服务及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但目前不同层级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同，消费品市场价格开放较早，成熟度最高，除了实行专卖的烟酒等产品外，基本都可以在全国自由流动，生产资料市场也已比较成熟，但目前的问题是生产要素市场还需要进一步解放。现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场决定的，利率市场化推进步伐有限，户籍制度等限制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土地流转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不同市场主体也在遭遇不平等的待遇，需要消除行政权力赋予一些国企的垄断地位，使之能和民企公平竞争。
    横向的市场割裂和纵向的市场壁垒是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很多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能够延续，都和地方政府对市场基础设施和生产要素的控制是分不开的，如对运输、通讯、物流的本地垄断妨碍企业扩张，与福利相关的户籍政策给劳动力流动制造障碍。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资本，则受制于利率不自由的限制，以及商业银行与所在地政府形成的共生关系，地方政府主宰当地金融资源，扶助当地企业，银行投资于当地企业以换取政府支持，妨碍了资金跨地区流向回报率更高的地区。另一个重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土地出让不遵循市场价格机制导致城市建设用地粗放消耗、城市盲目扩张和耕地保护不力。
    所以在这些纵向壁垒上，也需要政府的逐步退出，减少对要素价格的直接干预，将主要职能集中在制度环境的提供方面，例如提供市场的物质设施，尤其是交通、通讯、物流、仓储等。当前的当务之急是推动高速公路收费的改革，降低物流成本，破除地方经济的关卡化。当前还可特别重视网络的功能。互联网等新技术拉近市场主体的距离，让旧式的地域壁垒名存实亡，近期政府公布了“宽带中国”战略，把宽带定义为一种基本的公共服务，可以预见，网络覆盖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必将给市场主体带来更多机会。
    必须看到，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只是有利于一些利益集团而不是全体国民，政府补贴和市场保护有时可以让一些国企免于破产，继续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却牺牲了总体经济效率。统一开放的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这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势所趋。
    16世纪之后欧洲各地行会制度的瓦解与封建关卡的消除促进了市场的成形，为欧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德国的统一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两国的经济兴起，都与打击国内“诸侯经济”有密切关系。联邦制的美国在19世纪也存在着各州的地方保护主义，但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州际商业往来的干预和规范确保了商品自由流动，形成全球最大的统一大市场，帮助美国在该世纪晚期崛起为世界头号工业大国。20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了一场跨越传统主权边界的共同市场试验，基本实现了各国经济融合，目前虽因单一货币等原因而遭遇一些麻烦，但欧洲一体化进程已不可逆转。历史证明市场边界的扩展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在此方面，中国理应再接再厉。（作者为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