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开征遗产税吗？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傅蔚冈

    遗产税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在国务院转批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问题”。
    为什么要有遗产税？答案之一是国际惯例。是的，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似乎都有遗产税。遗产税始于1916年的美国，其目的针对的是不劳而获的接代传富行为，旨在平滑巨大财富世代沿袭带来的社会问题。按照美国法律，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死亡时，不管他的遗产位于世界上哪个角落，其继承人（除法定豁免的部分外）均要将遗产总额按照税额交给美国联邦政府。
    当然，仅仅把国际惯例作为开征遗产税的理由，则并不成立。美国在20世纪初开征遗产税，诞生于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悬殊，为了缓和社会巨富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财富差异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那么，今日中国开征遗产税，其内在的逻辑是什么？可能是过于悬殊的贫富收入差距。一个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而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一旦超过0.4，就表示收入差距处于较大水平，越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这个时候，针对富人的遗产税来得正是时候，以收入再分配的名义。用一句很多老百姓爱听的话就是“劫富济贫”。但问题是，将富人的财产用财产税的形式征收之后，能否真正“济贫”？
    事实上，目前政府很多针对财产性收入的征税，就是一种“劫富济贫”，最典型的当如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尽管目前的征税方式很受公众和专家的质疑，而且在现实中高收入阶层有着很多的避税方式，但累进的本意就是“挣得越多缴税更多”。那么，当税收进入政府的钱袋子之后，这些资源能否转化为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进而达到收入分配更为公平的效果？
    在没有开征遗产税之前，我们不妨以地区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效果为例来检测一下。在目前的制度框架下，财政转移支付是均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财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其绩效如何？华中科技大学范子英教授的研究发现，从中央财政中拿到越多份额的省份，从总体上来说经济增长速度更慢。即使补贴在短期内促进了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其影响是负面的。当然，对于这个结论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这些省的经济基础不好，因此将其经济增长速度和发达地区相比是不太妥当。那么，我们可以看看这些钱的流向。范子英在《粘纸效应：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的一种解释》一文中发现，每一个单位的转移支付会使得政府支持水平上升0.6-1.3个单位，而相同的GDP或者居民收入增长的效应仅为0.1-0.2；同样，人均财政转移支付每增加1万元，会使得每万人的机关人数增加62人，而本地财政收入增幅所带来的效应仅为0.037人。
    研究结论很明显，越多的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后果就是政府规模的膨胀，地方居民能够从中享受到的好处并不多。既然财政转移支付没有起到这个效果，怎么就能保证政府在开征遗产税后获得的收入会用于中低收入阶层，而不是政府规模的自我膨胀？从这个角度而言，任何试图通过遗产税来达到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都要大打折扣。
    已经有无数多的经验证明，与其让政府聚集巨额的财政资源，不如把这些巨额财富分散在民间，因为民间投资比政府更有效率，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更多的居民收入。或许有人会说，尽管政府在创造财富上不如民间，但是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可以做很多企业不愿意做的事，比如说扶贫、救灾和最低生活保障。这话听着很有道理，如果仔细琢磨，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尽管政府在扶持低收入阶层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是如果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有很多机构也在做类似的事，而且其绩效也不比政府差。我们不妨以20世纪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经历为例作一分析。
    卡内基有一句名言为现代社会所推崇，那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拥有巨额财富，那就是一种耻辱”，而他自己的行动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1919年去世前，卡内基一共捐出350695653美元。卡内基认为财富不应当传给自己的后代，临终前立下遗言，要把剩余的3000万美元全部捐出。
    捐赠的这么多钱到哪里去了？1911年，卡内基以1.5亿美元创立“纽约卡内基基金会”，这是现代史上第一个用于慈善事业的基金会。事实上，他在成立专门的基金会之前，就已经为社会公益事业投入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卡内基认为自己得益于图书馆，于是在事业有成之后捐建图书馆，希望通过此举造福社区，从1881年捐赠第一座图书馆开始，在其后的16年时间里，共捐资1200万美元兴办图书馆近三千间，而且他的图书馆不仅仅在美国境内，同时还散布在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图书馆之于社区，确实像卡内基所说的“当你为社区兴建图书馆，就像为一个沙漠引进一条水流不竭的溪流”，诸多人从中受益。
    事实上，卡内基的慈善领域并非仅限于图书馆，在教育、科技、卫生等领域都能见到他的踪影。卡内基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绝大多数的美国富豪都会将其名下绝大多数的资金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从19世纪末的卡内基到现在的比尔·盖茨，莫不如此。正是因私人部门对社会公共事务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和巨额的资金支持，所以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没有那么尖锐，整个社会都充满着创新的活力。而政府因为有这些民间机构作为镜子，政府规模也无法膨胀，也从另一方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民间也积累了不菲的财富，但是为什么这些富豪没有像卡内基一样投身慈善事业？在我看来，慈善事业的制度缺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成立慈善机构需要各种审批，领域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富豪要像美国的富豪一样把资金转向各种慈善事业，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在我看来，与其通过开征遗产税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手段，还不如对民间公益事业进行改革，吸引各种各样非政府部门的资金进入这个领域，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各种各样的技能服务。美国的历史已经证明公益部门的发展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而中国既往财政转移支付的不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与其把资源集中在政府，不如把财富散在民间。从这个意义而言，遗产税应当缓行或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