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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为环境保护支付多少成本

作者:傅蔚冈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3-02-01 23:32:00

摘要:美国人为气候变化所需要支付多少成本的困惑属于远虑,而我们为阴霾天的困惑则在于近忧,必须予以解决。

我们该为环境保护支付多少成本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 傅蔚冈

    最近,阴霾天成为全中国公众都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不仅仅是中国北方少数几个城市的遭遇,而正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现象。据环境保护部网站近日披露,1月29日灰霾笼罩面积约为130万平方公里,多个城市空气质量为严重污染。
    阴天给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仅侵蚀人们的健康,同时还对交通出行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仅仅在1月29日早晨8时30分前,首都国际机场国内进出港航班取消14班延误33班,国际取消9班延误6班。正是因为它的危害如此之大,所以公众难得在治理环境的愿望上取得一致意见。
    尽管在治理环境的愿景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不过具体到如何治理,该采取何种措施并未有一致的意见,甚至存在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认为,环境保护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应该不惜代价,因此首要做的就是该加强立法,提高环境保护标准,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提高环境治理能力,从而提高环境品质。不过也有很多人对此持异议,认为在当下中国居民收入并不丰裕的今天,开始要享受和欧美一样的环境水平,可能并不可行,甚至更为极端地认为要等经济发展之后再来谈环境问题。
    我就是持后一种观点,我的基本逻辑是,如果我们认为优良品质的环境是一种公共品,那么就只有在公共资源足够丰富的时候才能够获得,如果一个穷国来讨论优美的环境,更有可能的结果是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就像在非洲大陆的很多地区,有着全世界几乎最为原始的环境,但是却也是经济最为困乏之地,这么好的环境并未给当地居民带来多大的收益,非洲当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预期寿命就是一个标志。
    一定有很多人会认为我的这种论调充满了经济决定论,甚至我自己也认为经济收入低的居民要获得好环境可能是一种奢求的观点是政治不正确。不过很遗憾,这可能是一个事实。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样一个例子。
    20世纪90年代晚期,美国一家名为“国际政策态度”的机构在以“美国气候变暖”为主题的调查中出现这样一组非常有意思的数据,大约63%的美国人认为“环境保护是如此重要,再高的要求和标准都没有错,必须不计成本持续改善环境”,59%的人以同样的态度支持《京都议定书》,反对者仅为21%。但是却有52%的美国人称,如果一般的家庭每户每月要为加入《京都议定书》承担50美元成本,那么他们就会拒绝支持京都议定书;如果涨到100美元以上,那么京都议定书的支持率就只有11%了。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在面对保护环境的议题时是那么的热情高涨——甚至是“不计成本”,而一旦将具体的成本摊在其面前时却又瞻前顾后,甚至不惜予以反对?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没有成本观念时,人的行为是不受理性支配的,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宣泄,因此才会有“不计一切代价保护环境”的豪言壮语,在发生一些特殊事件时——如雾锁京城等突发性事件后,人更是会有如此的反应。
    但是一旦有成本平均分摊到人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会认真衡量成本和收益,而他们对保护环境而做出的各种热情也就会丧失:浪漫主义的环境保护理想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所羁绊。为什么成本收益分析如此重要?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是,资源是稀缺的,小到个人,大到社会和政府,我们每个人的收入都是有限,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资源内来对各项支出进行分配——我是把这个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中去,还是其他方面?
    事实上,我们也正在经历美国人的困惑,只不过美国人为气候变化所需要支付多少成本的困惑属于远虑,而我们为阴霾天的困惑则在于近忧——这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必须予以解决。那么,我们该为环境保护支付多少成本?
    我们不妨用环保投入占GDP的比重这个重要的指标来衡量环境保护所需要支付的成本。近年来,我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投资额一直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004-2008年,环境保护的年投资额分别为1908.6亿元、2388.0亿元、2566.0亿元、3387.3亿元和4490.3亿元,占同期GDP比重分别为1.19%、1.30%、1.22%、1.36%和1.49%。而在“六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及其占GDP的比例分别为150亿元,占GDP的0.5%。换句话说,实际上我国在环境保护的投入一直在增加。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投资却没有换来碧水蓝天,甚至环境更加恶化?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投入不够,根据国际经验,当治理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的比例达到1.0%-1.5%时,可以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当该比例达到2.0%-3.0%时,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我们的环保投入还只是处于控制污染恶化阶段,环境质量改善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加大环保资金投入。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一个最为基本的现实,那就是与那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家底并不厚,在当下我们可能还需要把更多的钱花在其他领域,而并不是在环境保护领域。举一个例子吧:市场上有10余种品牌的空气净化器,它们都可以净化室内空气,但是价格不同——从2000元到2万元不一而足。毫无疑问,不同价格的净化器的净化能力也不一样,一般来说,价格越贵则品质越高——这也意味着支付能力越高的人更能吸得起好的空气。
    既然空气对身体健康有着莫大干系,为何大家都不选最好的空气净化器?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个人的支付能力有限,尽管他认为好的空气对身体有帮助,但是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钱,为何?因为一旦他在这方面投的钱多了,就会削减他在衣食住行上的支出,那些支出可能在这个阶段比好空气更为重要。
    既然个人间会因为经济能力原因来选择不同品牌的净化器,那么国家也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在环境投入上作不同的选择。从这个意义而言,一味地照搬当下的国际经验可能并不是好主意。
    那么中国具体要怎么投入,该怎么投?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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