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2013：寻找中国经济新动力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2-12-14 23:37:00
摘要：孙才仁认为，当前面临三条改革主线：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一个是社会法制化，还有一个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事关中国命运的三件事。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李春喜 胡志强 太原报道
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13年中国经济将有一个全新的开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何在？记者来到国家资源综改试验区，采访了解了长期奋战在资本市场一线的基层工作者眼中的中国经济新动力。
一条汾河把太原分成东西两岸，东岸是资本市场，西岸是实体经济，这条河上没有船，有几座桥相连，却十分拥挤。这就是山西证监局局长孙才仁眼中的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城镇化、资本化和金融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的新动力。显然，眼下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水平距离他心中的目标相去甚远。
山西经济的一组数据一直让孙才仁难以忘怀，经过煤炭的黄金十年，山西煤老板手中积累了不少财富，山西存款2.2万亿，山西经济实际利用的只有1.1万亿。民间闲置上万亿的煤炭资本，而山西本地实体经济发展又急缺资金，地方政府到处招商引资。
2011年4月孙才仁到山西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作了53场报告，马不停蹄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改革试验区，今天山西证监局在晋中市、长治市的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示范区正在见到成效，山西灵石正在进行以私募股权投资推动城镇化的尝试，资本市场正在助推资源经济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了二十年，最欠缺的依然是市场机制和功能的发挥。尽管资本市场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但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推进经济市场化必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山西证监局局长孙才仁认为，当前面临三条改革主线：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一个是社会法制化，还有一个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事关中国命运的三件事。
对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经济市场化改革，孙才仁从实践中提出了城镇化、资本化和金融化“新三驾马车”理论，新三驾马车将为经济转型跨越提供新路径、新机制和新动能，依靠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着力点放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一线学者型的官员孙才仁。
新三驾马车：
改革需要彻底解放思想
《华夏时报》：为何您把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比喻成汾河两岸的关系？
孙才仁：我到山西有个体会，就是山西的新兴产业滞后，不是你弄个交易所、平台出来就行了。或者说上海有交易所市场，那是全国市场，但山西够不着，因为你没有那个帮助嫁接产业的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建设是一个概念，金融产业建设又是一个概念，关键是金融产业把市场和实体经济进行嫁接，没有金融产业支撑的金融市场是空中楼阁，企业干瞪眼摸不着，这就是我说的汾河东岸和西岸的问题。
山西金融发展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加快、扩张、扩大传统金融业；第二个潜力是在新金融上面。现代金融上面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力度再加强一点，新金融在全国都刚刚起步，有后发优势。山西想真正把新金融搞好的话，可以把后发优势变成现实领先优势。
《华夏时报》：您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驾马车理论，这有什么现实的指导意义吗？
孙才仁：我说的三驾马车是指城镇化、资本化和金融化取代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旧三驾马车。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经济增长的新战略支点。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思维，第一个，到了山西接了地气之后，开始有机会更接近实际地全面思考中国经济问题，获得了一些灵感。第二个，在山西当地做了一下试验，做了点探索，有一点收获。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经济任务是转型，转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山西，转型对于山西最为迫切，转型要转掉、丢掉的东西在山西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山西转型的方向更是全国努力的方向。山西转型的优势是独一无二，转型需要的钱山西最多，因此空间巨大。转型不是那么简单，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还没转成功，因为它是一场大的革命，一个新的改革的开始，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思考，没有系统的更高层面的规划，不解放思想，不大胆丢掉以前的东西，就转不成功。
《华夏时报》：在实践中，您观察到经济转型的难点在哪里？
孙才仁：大家公认现在经济工作不好做，困难多，转型风险压力很大，为什么？难点还是思想解放问题，当然也有理论创新问题，归根到底是深化改革问题，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改革的步子还不大，决心还不坚定。十八大的核心是什么？还是转型、改革这些东西。
总结当前经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前提下，传统要素配置机制和手段仍然占主导地位，整个国民经济也是，几大部门要靠调控来搞发展。第二，一些重点的行业垄断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按市场经济的观念看，早就该放开的事情我们就很艰难，放不开。我们改革改了30多年了，但是在垄断问题上还是突破不了。为什么突破不了？核心还是个利益问题，所以改革没那么复杂，改革本意也是改革利益。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回到经济工作层面，根本是我们的思路和手段跟不上当前经济发展的态势、结构调整的目标需要。调整结构困难，增长乏力是因为市场体系组成部分中要素市场和要素里面的金融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结构不合理，不能给增长和投资提供充足动力和有效机制，核心在这里。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要素市场发挥不出功能来，还有构成市场本身的产品工具问题，而且构成市场跟实体经济之间嫁接的产业也不完善、不发达。还有一个需要改革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打破垄断问题，强调新三驾马车就是要引起我们思考，怎么样打破一些僵化的思路问题。
政府不能当市场的保姆
《华夏时报》：改革的核心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理论认识层面没问题，但操作层面就一直处理不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您觉得下一步应该如何改革？
孙才仁：不能说没处理好，只能说功夫没做足，还有改善空间。今后经济生活当中是从用政府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直接操控经济、直接影响经济，转变成政府中间加一个市场再发挥作用。就是实现十八大强调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举一个例子，现在相当于政府扶着经济在走，从生下来会走路到现在就扶着，一直扶了30年；本来这个孩子到了两岁、一岁半就可以自己走路，但是30多岁了你还在扶。假如下一步改革，如果说哪个地方试验说全放了不管，又乱了，这就是政府到现在还不敢放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按照科学发展观去统筹协调，我们的宏观调控擅长的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喜欢摆积木，喜欢出自自己行政之手的成就感。科学发展观也好，“三个代表”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这些理论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看经济是不是协调发展了？老百姓是不是在发展当中受益了？我们资本市场也是这样。股市稳定繁荣了，股民也高兴、上市公司也高兴，资本市场的所有主体在里面都高兴，那就是科学发展了；如果有几方面不高兴，就说明我们科学发展得还不够。一家欢乐几家愁，这都不是科学发展。
《华夏时报》：资本市场改革如何适应实体经济的需求？
孙才仁：现在适应经济转型，各个金融部门都想如何为企业多下雨，多给实体经济点实惠，但最后没下来多少，为什么？整个社会融资体系间接金融仍占绝大多数，没有太大增加的空间，资本市场就上海、深圳有几个交易所，赶上股市不景气，股票又发不出去，去年还有二三百家，今年才一百多家；而那几个市场就固定适用于几种类型的企业，更多的1000多万家中小企业不适用它；所以迫切需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让不同类型档次的企业有不同的市场支持平台。
在金融市场改革中，一些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创新还应再大胆一些。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一定承受能力，国民经济也具备一定承受力，投资者也有一定承受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改革可不可以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有些改革不能以追求稳妥为前提，等你试完了，企业没了。
城镇化：释放内需的推手
《华夏时报》：这些年山西的煤炭积累了大量民间资本，煤炭资本是山西的优势，但这些资本都在外流，比如去北京买房子，这些钱如何能够用于支持山西本地经济发展和就业？
孙才仁：资本市场对山西或者对中国转型、转变发展方式，它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觉得经济转型发展有三个战略支点，一个是城镇化，实体经济概念；一个是国家倡导的科技创新；还有就是资本化和金融化。尤其是资本化或者说资本市场是战略支点，但这三者中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很基础，很关键，因为它影响着前两个支点。对于山西来说，只要发展利用好资本市场就能实现大部分本地金融资源不外流，而是就地转化到产业升级中来。
《华夏时报》：很多人质疑城镇化是不是新一轮的造城运动，三四线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很弱，因为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就业和收入，城镇化只会造成房地产的过剩和空置，人口可能还会向大城市集中，您如何看待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内需的持续拉动力？
孙才仁：30年前改革探索是从农村开始的；30年后我们主渠道是什么？起码近10年的主渠道是城镇化，城镇化的主战场在哪儿？在农村，重新从农村开始，这就符合中国规律。
城镇化作为第一驾马车提出来，它可以既兼顾投资增长、产业发展、消费支出，又兼顾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是集各种目标为一体容易实现的抓手，特别是8亿农民。
产业不要往大城市再集中，大城市不光人群不要集中，产业也不要集中。集中成本高，空间少，代价大，还造成污染，造成交通运输阻塞。放到农村或者向中小城市集中，不仅空间大，还可以建新兴产业、发展新兴工业、发展新型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就是要通过产业化，既改造了农业，又增加了新的产业集群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变成就业者，农民由过去自给自足的方式变成相互服务当中相互满足、相互供给、相互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既得到了收入，又享受了城市新的生活结构和内容。城镇化也是农民素质提升的过程。
还按过去城镇化搞的话，那没有空间了，城镇化越搞越复杂，包袱越重，社会问题越多；本来50万人的城市挺好管理的，结果弄成500万人口，变成一大堆问题。未来的城镇化一定是和转型一样，也需要大转折，换个思路搞城镇化，战场、舞台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在广袤的田野上，不在大城市。
资本市场放飞中国梦
《华夏时报》：最近，习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中国梦，美国也有一个激励人奋斗的美国梦，那您是如何理解中国梦的？
孙才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就是“中国梦”的总目标。这个梦就靠下一步的城镇化来实现。我说小康社会是一个概念，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实现梦想的载体。
现在农民工进城了，在外面一年挣了几万块钱，回去还是睡冰冷的房子、烧煤球炉，那是小康吗？所以小康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来决定你的生活质量。很多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现在并不穷，收入不低，但是他穿的永远都是破的，吃的永远都是差的，有好的都不吃，有超市他都不进去，因为生活方式没变，所以钱不是根本，根本的是生产和生活方式。
梦是多元化的，不是说农民工进城了，办了城市户口、买了三间房子就叫梦，这三间房子还不如在农村有个小别墅呢。美国也有农民，但是美国的农民并不在城里，但他的生活比在城里还优越。咱们农村现在的房子，一改造就变成别墅了，其实不需要多大投入的，只要把上下水改造了，生活的质量和城市是一样，路没有土了，除了路就是草坪、就是农田，这就是梦。
农村出现空巢了，老头、老太太还在，小孩子还在，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下一步是要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是真正的城镇化概念。那要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靠什么？支撑点在哪里？是产业化问题，就是农村产业化要发展起来，决不仅仅是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产业化，农村要发展产业。
《华夏时报》：资本市场如何服务小康社会建设，支撑城镇化呢？
孙才仁：资本市场的第一个作用能帮你转化融通资金和金融资源。最大的作用或者最急需发挥作用的是解决民营企业的金融歧视问题。因为资本市场是公平的，它虽然标准很严，但是按标准说话，不是按权力说话，它是公平的市场、透明的市场。第二个作用，把资本市场发展好，就能把现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完善了。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直是银行在支撑国家社会的发展。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五大行长影响中国；第二个是对银行也不公。搞社会主义建设60多年了，市场经济搞了二三十年，还在靠传统融资，80%的资金来自间接融资，关键是这种承担的结果是金融风险也集中在银行身上，92%的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环节，这叫风险配置不合理。
第三个作用，完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产业转型结构调整。美国一个财长叫萨默斯曾经讲过，“只有有了期货市场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发达的市场经济。”他讲的是期货，资本市场里面，除了股票、债券市场之外，就是期货市场，这几大市场构成了资本市场，这个市场健全了，才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就是资源配置合理、有效、高效、公平，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才能有意义。
第四个作用，驱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国家喊科技创新至少十年以上，到现在，在科技创新这一段话始终没把金融加进去。
当然还有很多作用，重要的是资本市场有六大功能：第一个是直接融资功能，第二个是资源配置功能，第三个是现代企业培育功能，第四个是财富形成和管理功能，第五个风险管理功能，第六个是培育先进文化的功能。
《华夏时报》：美国资本市场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强国梦？
孙才仁：我在美国经济史上只看到两次转型，一次是19世纪末的转型，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转型。其实美国现在还面临一次转型，但咱没这个工夫研究美国最近的转型。美国前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像今天中国这样，不大不小的一个国家，但没有变成强国，怎么变成强国的呢？并购，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工具加上私募的工具、加上银行的支持，把大量的企业、主导产业——钢铁、石油、铁路运输这几大产业，这是当时美国的主导产业，开展并购，好像也是几千家钢铁企业，最后变成十几家了，形成托拉斯。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批托拉斯，现在看美国要没有托拉斯这个过程，就没有美国的强国地位。
“二战”结束让美国变成强国是什么概念？不是比英国强了，而是此消彼长，英国下去了，美国比英国强了。美国60年代开始，私募基金这个产业起来了，一直到70年代发挥作用，80年代产生效果，助美国走出滞胀，这是第二次产业大转型，从那时候开始，钢铁产业、汽车产业虽然也是重要产业，但不是代表增量了，增量来自于互联网、计算机、通讯与生物工程。
美国80年代转型成功简单说有三大要素：科技加资本加市场。科技谁都有，欧洲也有，欧洲怎么没转成？撒切尔夫人自己讲“晚于美国十年走出滞胀”，他们的资本市场不行，风险投资不发达。它怎么发挥作用？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工具、产品、产业在支撑。风投、私募基金既是一个产业，又是一个工具，还有所谓的“垃圾债”。你说金融工具里还有比这金融工具更方便实用的吗？美国那时候大行其道搞起来的，到现在还在美国三分天下，私募风投基金、债券加上股权投资，在资本市场三分天下；整个金融债券又占三分天下，私募和股权融资占三分之一，间接融资占三分之一，美国是这么个架构。
12月1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13年中国经济将有一个全新的开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何在？记者来到国家资源综改试验区，采访了解了长期奋战在资本市场一线的基层工作者眼中的中国经济新动力。
一条汾河把太原分成东西两岸，东岸是资本市场，西岸是实体经济，这条河上没有船，有几座桥相连，却十分拥挤。这就是山西证监局局长孙才仁眼中的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城镇化、资本化和金融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的新动力。显然，眼下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水平距离他心中的目标相去甚远。
山西经济的一组数据一直让孙才仁难以忘怀，经过煤炭的黄金十年，山西煤老板手中积累了不少财富，山西存款2.2万亿，山西经济实际利用的只有1.1万亿。民间闲置上万亿的煤炭资本，而山西本地实体经济发展又急缺资金，地方政府到处招商引资。
2011年4月孙才仁到山西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作了53场报告，马不停蹄推动资本市场服务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改革试验区，今天山西证监局在晋中市、长治市的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示范区正在见到成效，山西灵石正在进行以私募股权投资推动城镇化的尝试，资本市场正在助推资源经济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了二十年，最欠缺的依然是市场机制和功能的发挥。尽管资本市场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但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态，推进经济市场化必须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山西证监局局长孙才仁认为，当前面临三条改革主线：一个是经济市场化，一个是社会法制化，还有一个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事关中国命运的三件事。
对于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和经济市场化改革，孙才仁从实践中提出了城镇化、资本化和金融化“新三驾马车”理论，新三驾马车将为经济转型跨越提供新路径、新机制和新动能，依靠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将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着力点放在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一线学者型的官员孙才仁。
新三驾马车：
改革需要彻底解放思想
《华夏时报》：为何您把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比喻成汾河两岸的关系？
孙才仁：我到山西有个体会，就是山西的新兴产业滞后，不是你弄个交易所、平台出来就行了。或者说上海有交易所市场，那是全国市场，但山西够不着，因为你没有那个帮助嫁接产业的金融服务。金融市场建设是一个概念，金融产业建设又是一个概念，关键是金融产业把市场和实体经济进行嫁接，没有金融产业支撑的金融市场是空中楼阁，企业干瞪眼摸不着，这就是我说的汾河东岸和西岸的问题。
山西金融发展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加快、扩张、扩大传统金融业；第二个潜力是在新金融上面。现代金融上面胆子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力度再加强一点，新金融在全国都刚刚起步，有后发优势。山西想真正把新金融搞好的话，可以把后发优势变成现实领先优势。
《华夏时报》：您提出了一个新的三驾马车理论，这有什么现实的指导意义吗？
孙才仁：我说的三驾马车是指城镇化、资本化和金融化取代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旧三驾马车。这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经济增长的新战略支点。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思维，第一个，到了山西接了地气之后，开始有机会更接近实际地全面思考中国经济问题，获得了一些灵感。第二个，在山西当地做了一下试验，做了点探索，有一点收获。因为中国现在最大的经济任务是转型，转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山西，转型对于山西最为迫切，转型要转掉、丢掉的东西在山西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山西转型的方向更是全国努力的方向。山西转型的优势是独一无二，转型需要的钱山西最多，因此空间巨大。转型不是那么简单，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到现在还没转成功，因为它是一场大的革命，一个新的改革的开始，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思考，没有系统的更高层面的规划，不解放思想，不大胆丢掉以前的东西，就转不成功。
《华夏时报》：在实践中，您观察到经济转型的难点在哪里？
孙才仁：大家公认现在经济工作不好做，困难多，转型风险压力很大，为什么？难点还是思想解放问题，当然也有理论创新问题，归根到底是深化改革问题，改革的力度还不够，改革的步子还不大，决心还不坚定。十八大的核心是什么？还是转型、改革这些东西。
总结当前经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第一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前提下，传统要素配置机制和手段仍然占主导地位，整个国民经济也是，几大部门要靠调控来搞发展。第二，一些重点的行业垄断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按市场经济的观念看，早就该放开的事情我们就很艰难，放不开。我们改革改了30多年了，但是在垄断问题上还是突破不了。为什么突破不了？核心还是个利益问题，所以改革没那么复杂，改革本意也是改革利益。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回到经济工作层面，根本是我们的思路和手段跟不上当前经济发展的态势、结构调整的目标需要。调整结构困难，增长乏力是因为市场体系组成部分中要素市场和要素里面的金融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结构不合理，不能给增长和投资提供充足动力和有效机制，核心在这里。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要素市场发挥不出功能来，还有构成市场本身的产品工具问题，而且构成市场跟实体经济之间嫁接的产业也不完善、不发达。还有一个需要改革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打破垄断问题，强调新三驾马车就是要引起我们思考，怎么样打破一些僵化的思路问题。
政府不能当市场的保姆
《华夏时报》：改革的核心还是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理论认识层面没问题，但操作层面就一直处理不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您觉得下一步应该如何改革？
孙才仁：不能说没处理好，只能说功夫没做足，还有改善空间。今后经济生活当中是从用政府手段直接干预经济、直接操控经济、直接影响经济，转变成政府中间加一个市场再发挥作用。就是实现十八大强调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举一个例子，现在相当于政府扶着经济在走，从生下来会走路到现在就扶着，一直扶了30年；本来这个孩子到了两岁、一岁半就可以自己走路，但是30多岁了你还在扶。假如下一步改革，如果说哪个地方试验说全放了不管，又乱了，这就是政府到现在还不敢放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按照科学发展观去统筹协调，我们的宏观调控擅长的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喜欢摆积木，喜欢出自自己行政之手的成就感。科学发展观也好，“三个代表”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这些理论都要用实践来检验，看经济是不是协调发展了？老百姓是不是在发展当中受益了？我们资本市场也是这样。股市稳定繁荣了，股民也高兴、上市公司也高兴，资本市场的所有主体在里面都高兴，那就是科学发展了；如果有几方面不高兴，就说明我们科学发展得还不够。一家欢乐几家愁，这都不是科学发展。
《华夏时报》：资本市场改革如何适应实体经济的需求？
孙才仁：现在适应经济转型，各个金融部门都想如何为企业多下雨，多给实体经济点实惠，但最后没下来多少，为什么？整个社会融资体系间接金融仍占绝大多数，没有太大增加的空间，资本市场就上海、深圳有几个交易所，赶上股市不景气，股票又发不出去，去年还有二三百家，今年才一百多家；而那几个市场就固定适用于几种类型的企业，更多的1000多万家中小企业不适用它；所以迫切需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让不同类型档次的企业有不同的市场支持平台。
在金融市场改革中，一些金融工具、金融服务的创新还应再大胆一些。今天我们已经具备一定承受能力，国民经济也具备一定承受力，投资者也有一定承受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改革可不可以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有些改革不能以追求稳妥为前提，等你试完了，企业没了。
城镇化：释放内需的推手
《华夏时报》：这些年山西的煤炭积累了大量民间资本，煤炭资本是山西的优势，但这些资本都在外流，比如去北京买房子，这些钱如何能够用于支持山西本地经济发展和就业？
孙才仁：资本市场对山西或者对中国转型、转变发展方式，它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觉得经济转型发展有三个战略支点，一个是城镇化，实体经济概念；一个是国家倡导的科技创新；还有就是资本化和金融化。尤其是资本化或者说资本市场是战略支点，但这三者中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很基础，很关键，因为它影响着前两个支点。对于山西来说，只要发展利用好资本市场就能实现大部分本地金融资源不外流，而是就地转化到产业升级中来。
《华夏时报》：很多人质疑城镇化是不是新一轮的造城运动，三四线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很弱，因为没有产业支撑，没有就业和收入，城镇化只会造成房地产的过剩和空置，人口可能还会向大城市集中，您如何看待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内需的持续拉动力？
孙才仁：30年前改革探索是从农村开始的；30年后我们主渠道是什么？起码近10年的主渠道是城镇化，城镇化的主战场在哪儿？在农村，重新从农村开始，这就符合中国规律。
城镇化作为第一驾马车提出来，它可以既兼顾投资增长、产业发展、消费支出，又兼顾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是集各种目标为一体容易实现的抓手，特别是8亿农民。
产业不要往大城市再集中，大城市不光人群不要集中，产业也不要集中。集中成本高，空间少，代价大，还造成污染，造成交通运输阻塞。放到农村或者向中小城市集中，不仅空间大，还可以建新兴产业、发展新兴工业、发展新型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就是要通过产业化，既改造了农业，又增加了新的产业集群进去。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变成就业者，农民由过去自给自足的方式变成相互服务当中相互满足、相互供给、相互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既得到了收入，又享受了城市新的生活结构和内容。城镇化也是农民素质提升的过程。
还按过去城镇化搞的话，那没有空间了，城镇化越搞越复杂，包袱越重，社会问题越多；本来50万人的城市挺好管理的，结果弄成500万人口，变成一大堆问题。未来的城镇化一定是和转型一样，也需要大转折，换个思路搞城镇化，战场、舞台在农村，在中小城市，在广袤的田野上，不在大城市。
资本市场放飞中国梦
《华夏时报》：最近，习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中国梦，美国也有一个激励人奋斗的美国梦，那您是如何理解中国梦的？
孙才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就是“中国梦”的总目标。这个梦就靠下一步的城镇化来实现。我说小康社会是一个概念，城镇化是一个很好的实现梦想的载体。
现在农民工进城了，在外面一年挣了几万块钱，回去还是睡冰冷的房子、烧煤球炉，那是小康吗？所以小康不是用钱来衡量的，是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来决定你的生活质量。很多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现在并不穷，收入不低，但是他穿的永远都是破的，吃的永远都是差的，有好的都不吃，有超市他都不进去，因为生活方式没变，所以钱不是根本，根本的是生产和生活方式。
梦是多元化的，不是说农民工进城了，办了城市户口、买了三间房子就叫梦，这三间房子还不如在农村有个小别墅呢。美国也有农民，但是美国的农民并不在城里，但他的生活比在城里还优越。咱们农村现在的房子，一改造就变成别墅了，其实不需要多大投入的，只要把上下水改造了，生活的质量和城市是一样，路没有土了，除了路就是草坪、就是农田，这就是梦。
农村出现空巢了，老头、老太太还在，小孩子还在，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下一步是要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是真正的城镇化概念。那要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靠什么？支撑点在哪里？是产业化问题，就是农村产业化要发展起来，决不仅仅是农业现代化，是农村产业化，农村要发展产业。
《华夏时报》：资本市场如何服务小康社会建设，支撑城镇化呢？
孙才仁：资本市场的第一个作用能帮你转化融通资金和金融资源。最大的作用或者最急需发挥作用的是解决民营企业的金融歧视问题。因为资本市场是公平的，它虽然标准很严，但是按标准说话，不是按权力说话，它是公平的市场、透明的市场。第二个作用，把资本市场发展好，就能把现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完善了。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直是银行在支撑国家社会的发展。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五大行长影响中国；第二个是对银行也不公。搞社会主义建设60多年了，市场经济搞了二三十年，还在靠传统融资，80%的资金来自间接融资，关键是这种承担的结果是金融风险也集中在银行身上，92%的金融资产集中在银行环节，这叫风险配置不合理。
第三个作用，完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产业转型结构调整。美国一个财长叫萨默斯曾经讲过，“只有有了期货市场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发达的市场经济。”他讲的是期货，资本市场里面，除了股票、债券市场之外，就是期货市场，这几大市场构成了资本市场，这个市场健全了，才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是什么意思？就是资源配置合理、有效、高效、公平，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的调整才能有意义。
第四个作用，驱动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提升国际竞争力。我们国家喊科技创新至少十年以上，到现在，在科技创新这一段话始终没把金融加进去。
当然还有很多作用，重要的是资本市场有六大功能：第一个是直接融资功能，第二个是资源配置功能，第三个是现代企业培育功能，第四个是财富形成和管理功能，第五个风险管理功能，第六个是培育先进文化的功能。
《华夏时报》：美国资本市场如何实现经济转型和强国梦？
孙才仁：我在美国经济史上只看到两次转型，一次是19世纪末的转型，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转型。其实美国现在还面临一次转型，但咱没这个工夫研究美国最近的转型。美国前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像今天中国这样，不大不小的一个国家，但没有变成强国，怎么变成强国的呢？并购，就是通过资本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工具加上私募的工具、加上银行的支持，把大量的企业、主导产业——钢铁、石油、铁路运输这几大产业，这是当时美国的主导产业，开展并购，好像也是几千家钢铁企业，最后变成十几家了，形成托拉斯。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批托拉斯，现在看美国要没有托拉斯这个过程，就没有美国的强国地位。
“二战”结束让美国变成强国是什么概念？不是比英国强了，而是此消彼长，英国下去了，美国比英国强了。美国60年代开始，私募基金这个产业起来了，一直到70年代发挥作用，80年代产生效果，助美国走出滞胀，这是第二次产业大转型，从那时候开始，钢铁产业、汽车产业虽然也是重要产业，但不是代表增量了，增量来自于互联网、计算机、通讯与生物工程。
美国80年代转型成功简单说有三大要素：科技加资本加市场。科技谁都有，欧洲也有，欧洲怎么没转成？撒切尔夫人自己讲“晚于美国十年走出滞胀”，他们的资本市场不行，风险投资不发达。它怎么发挥作用？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的工具、产品、产业在支撑。风投、私募基金既是一个产业，又是一个工具，还有所谓的“垃圾债”。你说金融工具里还有比这金融工具更方便实用的吗？美国那时候大行其道搞起来的，到现在还在美国三分天下，私募风投基金、债券加上股权投资，在资本市场三分天下；整个金融债券又占三分天下，私募和股权融资占三分之一，间接融资占三分之一，美国是这么个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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