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如何建设幸福社会？

    美国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曾这么阐述经济学的宗旨：“经济科学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条件。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决不是一场数字游戏。”现代经济学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只用传统的数字化方式来评判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必须考虑到人们的心理感受，以及社会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包括污染、城市拥堵、生活压力增大等等。但如何衡量这些不可捉摸的因素，却是极难的问题。
    1972年南亚小国不丹的开明派国王旺楚克偶然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的说法，得到广泛解读和引用，学者还创造出各种数字化工具来计算不同社会的幸福度。西方国家的民意调查机构近年来进行各种“幸福指数”调查，而一个并不令人意外的发现是，芬兰、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常年在“幸福指数”排名榜上名列前茅。芬兰的表现尤其突出：2010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和经合组织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芬兰是全球幸福度第二高的国家，仅次于丹麦。美国《新闻周刊》则在衡量了医疗、教育、生活质量、经济流动性和政治环境等各项指标后，把芬兰评为全球最适宜生活的国家。
    北欧国家福利和生活水准高这一点在中国已广为人知，近年来，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能不能成为中国的榜样也曾得到热议。但在把北欧各国归为一类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它们自然禀赋的区别和发展过程的差异。瑞典和丹麦是欧洲传统的独立国家，较早完成了工业化，挪威则拥有丰富的能源。与它们相比，芬兰显得有些寒酸，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赢得独立，二战之前还基本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很多农民靠去瑞典打工为生，而且除了森林繁茂之外基本没有其他资源，不要说油气，连煤炭都少得可怜。所以，芬兰异军突起实现国家腾飞和国民幸福的经历更值得我们借鉴。
    芬兰国民幸福度高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众所周知北欧特有的“从摇篮到坟墓”无所不包的社会福利体系。既包括非常丰厚的养老金、失业补助和残疾人救助，也包括完善的家庭保育体系、教育和医疗制度，而且在强有力的工会的保障下，劳工享受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休假制度。享受福利待遇没有身份和地域限制，这平抑了社会收入差距，增进和谐与公正，社会稳定程度高，犯罪率极低。
    当然，很多人都会认为高福利会把人“养懒”，高税收会影响公司的赢利欲望，从而影响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例如，当前的一个流行说法是，那些陷入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是受到了高福利的拖累。但这个说法过于简单化，而芬兰也提供了绝佳的反例，不仅拥有极高的福利水平，而且经济增长迅速、创新活跃，多年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最具经济竞争力国家。
    笔者采访过的一些芬兰学者认为，福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不能归结成一个模式。在有的国家，过高的福利确实会导致活力丧失和经济停滞，但文化、历史传统、社会心理等因素也会发生作用。上述情况更多发生在喜欢追求安逸生活的国家，而不适用于芬兰这样的历来强调俭朴和勤奋的国家。而且完善的社会保障确保人们不用为基本生存问题发愁，从而把更多精力集中于创新和升级。只有在完善的产权、教育、司法制度和包容性的社会氛围中，人们才能更好地发挥自由选择权。
    当然这也决定了“芬兰模式”是不可能被轻易复制的。一个原因就是上述的文化因素：北欧各国的民族性都包含极高的团结性。它们独特的高税收加高福利的安排，其实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其必要的前提是，国民达成共识，愿意为了集体的进步而由更富裕的人做出相对的牺牲。另一个原因当然是，这种高福利体制是建立在长期经济发展和普遍丰裕的物质水平之上的。这就涉及到芬兰人幸福度高的第二个原因：长期坚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政策，给福利社会打下物质基础，而且拥有高效、廉洁、专业化的政府，以及非常旺盛的公民社会。
    1917年赢得独立的芬兰也曾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内分成两派：以城市工人和佃农为主的“红党”主张效仿苏联模式，以中产阶级和农民为主的“白党”则强烈反对。双方爆发一场短暂的内战，以前者的失败而告终。但战争之后芬兰迅速走向社会和解，通过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大量农民获得土地。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曾说：“小地主是国家最珍贵的部分。”芬兰的经历也许提供了一个注脚：大量小地主和中产阶级的存在提供了稳定之锚，在那个“极端的年代”既没有走向法西斯主义也没有走向苏联模式，而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在社会层面强调福利和公平，但经济层面仍尊重私人产权，保持自由市场和私人企业制度。
    受到成熟民主制制约的芬兰政府也非常专业而且富于远见。教育改革是众多的例子之一。1971年芬兰政府就认定，虽然国家还比较穷，但必须改革教育制度，政府在增加教师薪酬的同时，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审核标准，十里选一，现在教师已是芬兰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经济调控方面，芬兰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发生经济萧条，但政府及时引导经济转型，从出口导向向科技导向发展。而且芬兰政府非常廉洁，在2011年“全球清廉指数”中排名第三。
    芬兰人幸福感高的第三个原因当然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去芬兰参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虽然该国环境极佳，但在所有的政府部门和企业，环保危机感和紧迫感无处不在，也刺激得各种环保发明层出不穷。这既保护了环境也带来了财富。据芬兰贸工部统计，芬兰清洁能源技术出口已占芬兰出口总额的10%。良好的生态和优美的城市建筑让人保持平和心态，生活舒适，既享受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也享受无处不在的森林、河流、野生动物等自然乐趣。人们不必从电子产品或娱乐中找刺激，假期到乡下别墅中静居，与家人同乐是最流行的休闲方式。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再审视这篇文章的标题，因为提到如何去建设，就有一种按照固定蓝图施工的意味，这不符合实情。在笔者看来，芬兰社会幸福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无法说明的、形而上的因素。笔者2008年从芬兰采访归来曾写道：“芬兰人对教育、创新、社会保障、环保、公共道德的重视，他们互助、协作与平等的精神，以及严格的时间感与纪律感，都令人印象深刻，也必定与芬兰模式的成功有莫大的关系。”与其谈如何去建设，不如谈如何为这种自发秩序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