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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专栏 | 企业应当分类复工 防疫生产“两手硬”

作者:李锦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20-02-12 22:03:36

摘要: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的规定,中央企业生产型子企业已经复工80%以上。但是,企业间复工复产很不平衡。部分地方企业应当克服“重防疫、轻经济”的现象,做到分类复工,防疫、生产“两手硬”。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国家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

李锦专栏 | 企业应当分类复工 防疫生产“两手硬”

李锦

2月3日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全力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2月10日复工复产,是大部分地区的规定,中央企业生产型子企业已经复工80%以上。但是,企业间复工复产很不平衡,真正意义上的复工复产依然困难重重。部分地方企业应当克服“重防疫、轻经济”的现象,做到分类复工,防疫、生产“两手硬”。如同防控疫情传播一样,全体动员、严防国家发生经济运行的风险。

目前,因为封路、封村、劝返、拒入、户籍、住所、隔离时间等问题,导致工人极度短缺,很多产业供应链也残缺不全,企业物流运输停顿现象严重。控制疫情和及时复工确实是矛盾,我们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但是我们能熬多久,国家要求企业不裁员、正常发工资,可是企业的产品生产不出来,生产出来又流通不出去,资金不能及时收回来,就难以保障员工工资。按照乐观估计,疫情能在2月份以内见顶,但严格管控措施至少在疫情见顶后持续实施一个月。而三个月时间,是部分微观市场主体在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情况下存续的极限。就怕疫情没有了,企业也没有了,社会失去了造血的机器。确实,“活着”是很多企业最高战略要求,也是最低策略保障。

疫情猛如虎,不仅仅伤人身、伤企业,更伤害国家经济运转。目前出现一些只顾严防死守而忽略经济发展大局的现象,个别地方把防控疫情工作极端化了。一些地方出于防疫需要付诸于严苛方式,短期内也能理解,但若让诸多过激防疫措施大面积持续下去,造成近乎全面停工、停产、停运。在阻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传染途径的同时,人流、物流、资金流可能都受到了严重影响。这样下去,势必会造成对下一阶段国家经济运行的强烈下行预期,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硬停摆”,在原有的成本优势已经下降的背景下,如果因疫情的冲击而自动断供,我国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间地位和关键地位就有可能被取代,也影响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从实际出发,我们必须树立全面平衡、分工协调的发展思想,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前提下,抓紧复工复产,必须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在战疫和顾安全的同时,丢弃生产、限制生产;也不能为了仓促复工复产不管防疫不顾安全。因此,我们需要在保障安全卫生的前提下组织生产尽快复工,两者相辅相成,一手保安全,一手保供应,做好战疫和安全是前提,而保生产是基础也是保障。保安全,保生产,保经济。

防疫、生产“两手硬”,关键是区别对待,对企业做好分类工作。实施全国各地分类施策,分类治理,分类复工、分类考核。每个省市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恢复生产。一是基本没有疫情或者疫情轻微的地区,要在确保不让疫情传入的同时,通过专人专车专厂专线的方式,推动恢复生产,抓供应、抓保障、抓运输;二是在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而生产亟需的区域,则要在做好防疫、控制安全的前提下组织生产,这是多数;三是在有疫情而生产不急需的地区可以考虑延迟复工复产;四是在疫情严重的地区,全力以赴抓好抗战疫情,但也要派专人专车保障基本的国计民生。从全局来说,对处于产业链重要部位的产品生产,要从全国着眼,统一组织与调配。

怎样有效、有力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让防疫、生产两手都硬起来,各地也创造了一些好经验。从发展机制角度看,做好“战时”向“常态化”机制转变。在保证安全卫生的前提下,重视“疫期经济”与“后疫期经济”的特点,适时调整,开发“疫后重建”工程,做好准备,迎接经济爆发式增长。从生产角度看,避免“一刀切”,明确工厂复工标准,减少对企业和市场的干预,允许防控达标企事业单位有序复工复产。建议各地政府尽快明确疫情期间复工标准,在防疫工作充分的前提下,尽快推进本地员工为主的企业生产工作。从工作和管理方式看,在病毒传播期间部分企业可以采取以居家办公的模式坚守在岗,形成了分工明确、科学调配、群防群治的工作状态,在企业管理上辅之以目标管理和关键绩效考核;企业应安排上下班时间错峰管理等等。从领导角度看,在疫区员工较多的企业,也应克服困难,希望一些地方政府尽快将“阻止工厂开工”转变为提供服务,“对工厂生产防疫的监督”工作上来。

(作者为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著名国企政策研究专家)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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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
李锦

著名国企学者,教授,长江商学院大企业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新华社工作36年。2010年后,相继担任中国企业报总编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企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首席政策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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