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术还是为生存？ 肖斯塔科维奇脆弱与恐惧的真相

■周江林

去年是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10周年，全世界都有关于音乐家的纪念和演出活动，今年北京也有他的“不屈的灵魂”——《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演出，同时国内翻译了英国作家写的肖斯塔科维奇个人传记《脆弱的力量》，让我们看到了关于音乐家“脆弱一面”的文学性解读。

《平原游击队》中“鬼子进村”的旋律，几乎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段旋律就是改编自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它最初描写的是德国鬼子入侵俄罗斯大地。

二战时期，肖斯塔科维奇以一幅头戴钢盔的侧面像闻名全球，该照片刊登在1942年7月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成为苏联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象征。

苏联官方将他塑造成一个红色象征符号，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一些资料得以解密，人们发现另一个版本的肖斯塔科维奇，其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政治高压下的恐惧与战栗中，“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但作为一个艺术家，音乐创作是他的另一部分“生命”——因此，肖氏被割裂成两半：为了生存而迎合他所不喜欢的人；为了创作，甚至可以与魔鬼做交易——我们看到的肖斯塔科维奇，多么像现代浮士德与恶之花矛盾的混合物。

同样遭受过极权统治的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在《词典》中写道：“我最大的恐惧是，我在假扮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一直意识到我在假扮这一事实。”肖氏虽然不是诗人，但他具有优秀艺术创造者的一切特质，他深深体会这种人性扭曲下的恐惧，艺术（音乐）尽管无用，但正是音乐给予他原动力，去拽住乏味人生中短暂的、“新鲜的景象”以及爱。

红色音乐家与少年天才

肖斯塔科维奇1906年9月25日生于圣彼得堡（原列宁格勒），祖父由于参加了波兰解放运动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父亲回到圣彼得堡后，在官办的度量衡局中成了一个化学师。他从小就喜欢音乐。11岁时就显示出对作曲的兴趣，13岁进入圣彼得堡音乐院，尚未毕业时，父亲去世，于是这个年轻人就靠为无声电影弹钢琴伴奏来赚取学费。

19岁时，肖斯塔科维奇凭《第一交响曲》一举成名。随后，他的音乐成了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团结号角，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其间，他迷上过一阵爵士乐，后又回到主流之道——成为了当时苏联音乐形象代表。

然而，这个红色音乐家也历尽政治磨难：1936年，斯大林出席观看歌剧《姆钦斯克的马克白夫人》，愤怒退场。《真理报》便展开对歌剧的批判。肖氏选择了屈服，公开做检讨。随后创作《第五交响曲》献给斯大林，赎回自己在苏联生存下来的机会。

1948年，《24首前奏曲与赋格》又被官方点名批判，肖氏立马做了改正错误的保证，写了附和官方政策路线的清唱剧《森林之歌》，清唱剧本身是属于宗教形式，而他却做成了无神论题材，“让祖国披上森林的外衣”，光明、轻快与通俗。

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攻克柏林》写了配乐，纪念列宁的《第十二交响曲》以及合唱组曲《忠实》，其他妥协性的作品还有：交响诗《十月》、《第十一交响曲》、轻歌剧《莫斯科-切辽姆什卡》等。

为此，肖斯塔科维奇在1950年得到了斯大林奖金。1957年，荣任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1960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当时年轻一代的艺术人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到失望，因为当时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了，而是处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

于是很多人都在疑问，为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肖斯塔科维奇，其中一个在为生存安全而讨好“主人”，轻易放弃准则，甚至于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而另一个肖斯塔科维奇是真正的大师？

塑造与配合

《列宁格勒交响曲》曾被誉为歌颂苏联军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保家卫国的伟大作品。纽约《时代》周刊音乐评论员则认为，“这部音乐大吹大擂的程度和流传的广度在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自由与绝对服从之间，肖斯塔科维奇以他的天性平衡得很好。自40年代后期始，肖斯塔科维奇的象征性价值显著地增长，以至他经常被用来为斯大林战后政策增光。

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被派到纽约，以苏联明星代表身份出席在沃尔多夫召开的世界和平文化与科学会议，其实，这是斯大林旨在巧妙地转移人们对他“敌对自己人民”视线的手段。在主席台就座的肖氏拿香烟的手抖动着，一根接一根地抽。面部习惯性抽搐，嘴唇也拉成一种令人狐疑的微笑。一个翻译为他代读发言稿，发言既攻击美国战争贩子，也攻击了斯特拉文斯基，并夸张地赞扬苏联音乐文化达到的空前的发展规模和水平。

一生中，肖氏保持着一种男孩子气的外表，他瘦削、戴眼镜、样子认真、前额上总是垂下一大把头发下来，不给人以任何莫测高深的印象。他喜欢运动——排球、网球和英式足球，象棋也下得不错。

他在莫斯科公寓楼里有一套宽敞的房间，并在离城30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座政府乡间别墅。尽管他动作相当神经质，但并不是易冲动的人，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乡间都可以自如地作曲。他工作起来速度快，作曲时通常不用钢琴，可以将乐思直接记在谱纸上。他钢琴弹得很出色，在首次演出自己的作品时常担任独奏。

他终于得到了解脱

肖斯塔科维奇认为斯大林之所以不杀自己，是因为他曾为苏联所有的重要电影配过乐。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救了他，传说斯大林与罗斯福的特使谈建立第二战场问题，特使说：“罗斯福总统认为肖斯塔科维奇是最伟大的音乐家！”

斯大林喜欢看由肖氏配乐的电影《难忘的1919》，影片中，斯大林手持军刀站在装甲车的脚踏板上疾驶而过。斯大林一面看一面感叹：“当年的斯大林多么年轻漂亮啊。”

一次，斯大林决定《国际歌》不再作为苏联国歌，命令由肖斯塔科维奇和阿拉姆·伊里奇·哈恰图良合写一首国歌。两位作曲家风格和工作方法完全不同，但只有硬着头皮去做。歌曲出来后，斯大林问需要多少时间修改，肖氏说5个小时。其实，5分钟就能弄好。但斯大林还是认为他们5小时就能将国歌改好，非常不严肃。最后，这首作品被斯大林否决了。

1979年，旅美俄罗斯音乐家所罗门·沃尔科夫在美国出版了肖斯塔科维奇的自传《证词》，肖氏谈道：“斯大林喜欢把一个人与死神面对面地放到一起，然后让这个人按着自己的旋律跳舞。”当时，他最可怕的是睡到半夜，突然听到敲门声：“谁？”“我——斯大林。”

当1936年斯大林带头抨击《姆钦斯克的马克白夫人》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肖斯塔科维奇，“脸色苍白、带着恐惧跑向剧场”。肖氏和家人一起等待着最坏的结局。他想到自杀，拿着毛巾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家人担心，轮流值班看护他。

1975年8月9日，肖斯塔科维奇病逝在莫斯科。其好友在葬礼上致辞：“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个人脸上带有微笑，我也曾经多次见到他笑，有时他的笑声洪亮，有时他讽刺轻笑。但我还不曾见到他如此超然安详地微笑！安静，极乐，仿佛回到了童年。他终于得到了解脱。”

矛盾的两面性

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创作历程以及内心秘密的轨迹看似一个个案，但显然又不是，肖氏能意识到自己是所处时代的一员，自己有责任为那些牺牲者的灵魂以及自己失去的灵魂谱写安魂曲，他表示：“第七和第八交响曲是我的安魂曲。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人其实是矛盾的动物，学术越高的人有更多的矛盾性——只是在他人面前不流露罢了。在特定体制社会里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折磨、痛苦伴随着一生，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通过艺术创作（或做学问）来逃避磨难；背叛良知，以现实行为讴歌主子的意志。

这就是严酷的现实。在中国历史上，屈原、陶渊明所面临的抉择和李白是相同的，与超现实主义们所面临的，也无本质上的区别——从来没有西方和东方之分，20世纪14世纪之分。鲁迅、周扬、莎士比亚和格林威治村，乃至宋庄的艺术家们面临同一困境——市场就是最锋利的政治。

肖斯塔科维奇以其自我的方式保存下来，其与作品中呈现的形象并不一致——尽管他创造了英雄，歌颂人民不屈的力量，但自己并非是一个坚强者。而他的多少才华横溢的朋友，如戏剧大师梅耶霍尔德等人却一一死去。现在只有存活者可以回忆和忏悔。我想问的是，为了艺术，可不可以与魔鬼做交易？

一个满怀恐惧感的弱者充分体现了被吓傻的知识分子本色。他没有伟人与烈士那种告别时代的勇气，但至少他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将那些带血的历史最真实的一面，告诉后来人。

在《证词》中，肖氏含蓄地提出问题：“如果你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他以哈姆雷特、李尔王做比喻来转移话题。我想更多的人都会像肖氏那样躲闪，还有另一些人选择了沉默，一些人在回忆录中涂涂改改，俨然演戏。所以，我们并没有太多资格质疑他人。

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中写道：“那历史往事遍布尸体，充满背信弃义，其空气因无所不在的悲痛哀号而凝结，它需要的是史诗笔触，而不是阴险的质疑。”

“君子谋道不谋食”，对时代有意义的作品必须是充满作者人格与精神力量的。

(作者为《空中生活》主编、先锋戏剧评论家)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