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益忻：解放资本要强化控制权，淡化所有权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资本”可谓是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大重要关键词。除了对于资本市场本身的表述着墨颇多，国资改革的问题也在报告中被明确提出。关于资本改革的新信号正在释放。近日，本报就相关问题专访了《经济学家周报》主编、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管益忻教授。

如何资本化是核心问题

    《华夏时报》：今年两会的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您认为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您关注的国有企业从“管资产”变为“管资本”方面，有哪些需要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管益忻：我认为核心问题是“解放资本”，即从解放资本视角上来解放各种生产要素，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这大致可从三个视角来理解和把握。第一，要把资本从各种公权干预中解放出来；第二，要把民间资本从各种歧视政策中彻底解放出来，不要再让民间资本继续做“二等公民”，处在“玻璃门”和“旋转门”的挟持之中；第三，要把资本从拘泥于占股权结构比重大小限制的框框中解放出来。国有股不一定居老大地位，在诸多国有企业来说，不一定要这样。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股权结构中，国企民企谁占大股，应该是以生产力为标准。

    在这次深化改革所有问题中，如何资本化是个核心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对如何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由过去的“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如何能有效实现“管资本”，这是真正顺利、有效推进改革，真正推进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最终获得1加1大于2效应的关键。

    《华夏时报》：那么，如何具体实现资本的“解放”？

    管益忻：我本人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发表过一些关于“产权束”的文章。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束概念认为，凡产权都是一组权利，它包括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使用权、处分权等总称之为产权束。今天，国有资产权管理要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第一，整个产权束中，应该多从支配权上做文章，而不要死死抓住所有权不放。同时，不要以股权多寡来分配实际决策权，要还权于民（包括自然人、法人）。第二，要从多层经营机制的好坏上思考。总在所有权上打转是没出路的。其实现在不少国有企业已经在这方面有成功实践，比如燕京啤酒、海信等，它们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其经营机制实质上已经相当程度地民营化了。第三，要多在资本化率的高低上做文章，而不是总盯着优惠政策不放。现在国内有些行业和企业陷入一个怪圈，总是互相压价，都想取得垄断地位，结果自己内部打价格战使整个行业丧失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实际上我们的有些产品是很有竞争力的，比如，中国高铁的报价是每公里1.29亿元人民币，国际上通常要到每公里2亿元到3亿元人民币。但如果互相“掐架”，可能会导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果。去年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合作就开启了个很好的信号，它们是世界轨道交通装备排名前两位的制造商；如果双方以价格战来抢占市场，肯定会造成生产高铁、轨道、车轮等原材料上涨的情况，那么造价也会一路飙升，任何一方都不会获利。

    第四，要多从定价权上做文章，尤其是争夺国际定价权。最典型的例子是石油，现在国际市场上供大于求的状况为时已久，但美国、欧佩克谁也不想减产，力争在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这其实还是为争夺定价权。中国应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定价权的博弈中，目前华为等企业做得比较好，但更多企业因为规模太小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

    第五，应多从产业机制产业生态创新上找出路，而不要只是想着拼规模。最近社会热议的日本马桶盖热销的事件，其实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讲求质量，消费模式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先进的、高科技的产品是可以迸发巨大的新商机的，市场已经催生了新的需求，需要有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和新的解决方案。在满足这些新需求方面，作为资本单元的企业显然应该，也能够做得好很多。解放资本的背后其实孕育着产业革命。安邦的崛起或许是值得重视的样本。在一般保险企业仍以“负债驱动”为发展模式的当下，安邦却发挥了“资产驱动”的优势。2013年全年，安邦人寿原保费只有13.68亿元，投资类保费则为82亿元，到了2014年，其原保费同比增速达到3766.08%。

国企要从管理资产

转变到管理资本

    《华夏时报》：资本层面的改革往往会牵动管理权，这也是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面临的一个难题。您认为中国企业如何解决股权和管理权的矛盾？

管益忻：这可以尝试多种模式。一些企业其实已经做出了新的有益的探索。实际上就是资本化多种模式。比如，阿里模式，马云的阿里巴巴模式是谁掌握经营权，谁就拥有支配权。从股权结构来讲，马云不是最大的股东，但在他们的合伙人制度下，形成了合伙人团队控制模式。日常经营决策由合伙人掌控，这是最大特点，资本方不参与经营企业管理，企业的经营权、管理权还是由企业创始人和职业经理人来掌握。而投资方若是大股东，你可多分红，但并不因此有控制决策权。再一种是TCL模式。李东生的TCL采用了MBO模式，当然，最终员工加管理层的持股超过了原有第一大股东惠州市政府，管理层团队和员工成为了TCL的实际控制人。不过，今天第一大股东又转到李东生手中。第三种，联想模式。柳传志的联想在最初凭借20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工程师资产起家，之后一再发展，又通过引进民营企业中国泛海作为其战略投资人，中科院减持股份，最终使联想控股的股权结构向现有管理团队倾斜。另外，运营控制、治理经营机制方面，像海信、燕京啤酒等国有企业其实已越来越“民营化”了。应该着眼于经营机制的优化问题，而不是总计较谁在企业里是老大。

概而言之，国有资本化改革应该有这样一个思路，从管理资产转变到管理资本，也就是建立资本化模式。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就是要淡化所有权，强化经营决策权，大股东可分红；但企业运营必须贯彻这样的原则，谁控制就由谁来掌握支配权，因为这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一定要国有资产占大头，也可以是民营资本占比大；如果仍旧是国有资本占大头并控制经营运作，那就失去了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意义了。

    《华夏时报》：对中小企业而言，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融资难。如何实现他们的资本解放？

管益忻：我以为应从重视大数据视角上入手来解决。原先人们都以资产负债表来衡量一个企业的经营成败，或是从制定发展计划设定目标来评价某个时点上企业运作好坏；今后不仅要看资产负债表，更要看大数据，因为有些问题是资产负债表中无法显示出来的。大数据作用的发挥正在让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发生本质的变革。比如美国的社区银行办得比较好，原因在于运用了大数据运作模式，在其积累的大数据中可以随时抓取到居民消费的各种细节，个体的收入水平、担保状况、生意情况都可以掌握到，这些非常宝贵的数据极有利于每笔款项贷不贷的决策；同时，它里面还孕育着新的商机。而国内的企业现在更多还是把眼睛盯在大客户上。其实，政府已经不断在释放帮助中小企业融资的信号，比如定向降准已从去年特定面向中小微和“三农”的农村商业银行，到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扩大到小企业客户密集的县域、小城镇商业银行；李克强总理也要求“给小微企业减负”等。但做得不理想，有些地方甚至这些政策不但没实行，钱又流入国有大银行或是地方融资平台，而没有更多服务小微企业，这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民间资本和民营银行都面临困难，但积极信号也正在释放。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在“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方面就明确提出，“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成熟一家，批准一家，不设限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正在总结经验，将积极推进民营银行发展，不设数量目标。

主要挑战来自理念层面

《华夏时报》：中国的资本市场其实很热，您如何看待这种热？

管益忻：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和研究中国的资本市场、资本问题。法国人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轰动了美国，在中国也反响强烈，我很感慨国内对于资本问题的高度热情。但他的样本和分析适用于发达国家，欠缺对于中国模式的解读。前段时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出版了一本书叫《新资本论》，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学界对于资本解读的一次重要突破。书中对于金融资本进行了批判。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虚拟经济支配实体经济，货币金融决定实体经济的价格体系和分配体系。事实上，凡大企业其资本都是分为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二块的，但我们看到，很多中国企业都热衷于“钱生钱”，都去炒地产，结果钱都流到了影子银行，这是一种投机。

    《华夏时报》：企业要推进资本层面的改革，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管益忻：面临的挑战主要还是理念上，有人总是“纠结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其实邓小平南巡时就讲过，对于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若由此再回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生成发育史，会更加明了其“三个有利于”思想之深刻、科学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就是说，它是我们不断强化道路自信的根本理论依据。其实早在1948年刘邓大军转战中原时，邓小平对事关工商政策一个重大事件的正确处理就已显示出这个思想原则的正确性、科学性。当时，驻地鲁山县有一个大财主，造铁锅很厉害，他的生意养活了当地1万人；当时有人想打他的“土豪”，小平同志就问，“把他打倒”那谁来养活这1万人？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时，苏联土地产权问题混乱，列宁在1918年给农业人民委员写过一个便条，给了这样一个指导意见，“（这块土地）谁耕种，支配权就归谁”。列宁讲的那个“支配权”，同我们现在讲的承包权何其相似。

改革开放36年以来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在产权束结构内部不断淡化所有权，强化控制权。在强调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我们也要保障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还要看到，中国的公有制度之来源，不仅只有所谓“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它其实还同时打着中国传统“公有产权”制度的深深烙印。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盐铁专卖不就是“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中国（古典的）特色的公有制吗？另外，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中讲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自由人联合体，其产权“共同所有”乃“共有制”，根本不是“公有制”，更不是“中国特色”公有制。进而言之，“共同所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没有所有权”，是消亡，而只有决策权。这就是说，应当打破国有制的束缚，还权于民。改革开放36年以来的另一成功经验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至今获得60多万亿GDP的业绩，这呼应了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也特别需要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做基础，目前倒是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做得不够好，这就尤其要加快产权资本化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