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退出高考之辩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2017年英语退出高考”是个乌龙事件，但英语高考改革的确是铁板钉钉了。未来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多次考试、成绩分等级、不同的高等院校对英语提出不同的等级要求——这是目前所释放出的改革信号。对此，有人支持，认为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英语学习目的与目标严重分割的畸形状态；有人认为只要“集中录取”的模式不变，再改革也是治标不治本。而那些从应试教育体系出来、工作中经常使用英语的人，则借此呼吁更多的人改变为考而学的旧模式，这源于他们深刻地体会到了考与用之间的错位。一个多元而动荡的英语学习时代正在到来。
众说纷纭
    对于英语考试改革，一些地方已经有所动作。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宣布，从2016年起，高考英语分值下调50分，实行一年两次社会化考试，按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表示，2014年该省高考英语将实行一年两考，择优计入高考总分；山东、宁夏、重庆等省份宣布，2014年高考英语将取消听力，减少选择题的分值和数量，增加完形填空与阅读理解的比重。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减少科目、文理不分科、英语一年多次考”这一高考改革的思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已提到。再向前追溯，2010年制定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提到类似的高考改革思路，针对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明确提到了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探索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这一改革思路，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扩大学生选择权、学校自主权的思路。但遗憾的是，过去4年来，没有任何放权改革的实质行动。
    在熊丙奇看来，英语改革说到底还是科目改革，而此前20年高考学科改革实践都未成功，英语高考改革很难真正见效。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的态度则比较温和，他认为高考是中国可执行的最公平的教育制度，社会化英语考试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点点破冰行为。然而，英语教师出身的俞敏洪一直很反对国内把英语教育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这与目前部分省市降低高考英语分值的尝试不谋而合。“针对英语我做过一个调查，在高考英语的平均分中，农村孩子比城里孩子低20分左右，20分要把一大批孩子从一本拉到二本、从二本拉到三本，甚至从一本直接拉到三本。”俞敏洪说，农村地区尤其是农村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英语师资匮乏、教学水平低，导致农村学生的英语成绩普遍低于城市学生。由于英语是中考和高考的必考科目，城乡英语的差距直接影响了教育公平。
    此次英语高考改革中，“社会化考试”是个新名词，也就是由专业机构组织实施考试，政府只做宏观管理指导。然而，在熊丙奇看来，目前的社会化考试还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
    “是否实行社会化考试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命题人是谁。”知名教育战略咨询顾问、决胜网国际教育专家阙登峰对《华夏时报》表示，这就好比瓶子和酒的关系，如果采取了社会化考试，但命题的还是那些老学究，是原先套子里的人，那等于是新瓶装旧酒。“是否可以考虑让更多的实践派进入命题组，比如一些国外高校的教授，甚至外企的高管，形成一个混合专家组，他们是与应用场景相关的。如果还是原先纯学术派的，那更适合英语专业的研究生考试，而不是高考。”
今后英语怎么学？
    对于不可阻挡的英语之变，不少即将面临中考高考的学生和家长则显得很焦虑，这意味着他们正在执行的英语学习模式将遭遇挑战；尤其是担心考试究竟会改成什么样，老师能否及时调整教学保证自己考试过关。
    阙登峰认为，其实公立教育体系没有问题，老师们也都没有问题，他们的教学初衷和能力都是积极的，问题出在高考指挥棒上。大家都是跟着指挥棒走。假设现在从美国直接搬一套教材和考试来试，在国内这样强竞争机制下，老师们也能很快适应，因为有一根指挥棒。所以，今后的改革不在于老师们是否能达标，而在于这种达标是否有意义。
    课上不饱课外补，早已成为许多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常态。阙登峰说，英语学习其实应该由三个维度构成，语言学习、跨文化学习和思维模式。即便是语言本身学得很好，也未见得能与外国人顺畅沟通。比如中文语言偏感性，变化性和自由度较大；而英语偏理性，讲究逻辑性。而目前的中学英语教学是不平衡的，有关跨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学习比重太小。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阙登峰支持现在的改革方向。原有的英语学习一直处在教育目标与目的分离的畸形状态，目的是为了掌握一门语言今后运用，但目标是获得高考高分，这就导致很多孩子在日后考托福、雅思，或是到国外深造、外企工作时很费劲，要从头再学一遍，很多孩子因此在英语学习上变得很分裂。
    为高考而生的英语学习模式甚至一直会影响到高校阶段。英语教育专业出身、后来进入知名高校做老师的曾晶对此深有体会，她告诉本报记者，作为从应试教育体系中出来的一代人，她在大学学习外语时没有任何创造性，“当时大家很偏重语法”，普遍是阅读能力强，但写作、听说能力欠佳。直到研究生三年级时，曾晶在做一个关于美国研究的课题时，才突然领悟到英语学习的诀窍，“语言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逻辑和文化，只有真正进入那个语境，才能有大的突破。从那以后我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学英语，而是用英语，在使用过程中学习。”
    应试英语与现实运用之间的错位在曾晶的学生身上也不断出现。一个在大学英语总是不及格的广告学学生，工作后却成了英语高手。“这个学生刚工作时发的邮件都是单词的拼凑，但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国际广告公司的首席战略官，能用英语完成任何一项沟通工作。因为英语归根到底是一个工具，不是每个人都要达到一个统一的规定的考级的水平，更不应该由此来衡量他是否是人才，每个领域对于英语使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上海教育功臣”、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和交际交流手段，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必须掌握，但对于高深的词汇、语法或句型，却不是所有学生都需要，也不是每所高校、每个专业在招生时都要考查。
尚未触及改革实质？
    近些年，不只是英语，整个高考都处在改革中。但在有些学者看来，目前的改革措施有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继续把高考作为指挥棒，并没有撼动“指挥棒”的地位。
    熊丙奇说，现在的英语改革是从以前一考定终身转变为多考定终身。而高考英语计分等级也存在隐忧，如果一本院校都提出英语等级要求为A，那些英语为B的学生就无缘一本了；还会随之出现薄弱学校不重视不计分数的科目、农村学生因英语等级低进名校更难等问题。“因此，高考制度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考试，而是集中录取制度上——用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由教育考试部门制定统一的投档、录取规则投档，把所有学生纳入一个评价体系。”
    熊丙奇认为理想的制度是，基于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高校自主招生，各校自主提出对申请学生的学科和成绩要求，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这样中学才能开展多元教育。
    “其实英语高考改革也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能否有效利用的问题。”阙登峰说，每年有900万左右人参加高考，他们未来是要给这个国家贡献GDP的，如果他们更多的是在为考试而做无意义的事情，那国家的资源投入就是浪费，回报会很低。
    其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提到了要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彻底治理考什么就教什么，教什么才学什么的应试教育，让中国的基础教育从教招考一体化中走出来。可以说，国家层面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但在具体落实时还未触及根本。
    阙登峰说，改革一定是渐进式的，期待英语考试改革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如果放眼十年、二十年，国内的英语教学应该会完成一个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