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GDP，而要制度供给
摘要：去硬指标约束将引发一连串的事件，如何蒙其利而避其害，令中国社会经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须相关各方未雨绸缪早为之计。
惟GDP论英雄曾被视为是导致中国经济诸多扭曲的“罪魁祸首”，为了确保GDP增速，各地政府千方百计汇集各种要素资源，甚至不惜透支各种增长性因素，有形之手忙个不停，市场的无形之手无从真正地发挥用武之地。
GDP走下神坛，表明中央正在身体力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精神。只有中央率先淡化GDP硬指标，各级党委和政府才能把围绕GDP发力的那根始终绷紧的弦略略松弛下来。
无独有偶。在同期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城镇化被定位为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会议要求，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这表明高层不再单纯强调对城镇化的主观推动，而更多着眼于对于这一进程的驾驭和把控，因此此次城镇化会议使用了“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提法。
此外，日前财政部网站刊登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的署名文章。楼继伟结合三中全会《决定》，介绍了财税改革的方向和措施。在诸多重点推进的具体改革措施中，楼继伟首先强调将改进年度预算控制方式，收入预算应从约束性转向预期性，避免影响政府逆周期调控政策效果，也符合依法治税的要求。
这一系列信号充分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迎来去硬指标约束的时代。所谓利器在手，杀心必起，考虑到各级政府手中配置资源的能力，一旦面临硬指标约束，必然会主动出手，确保任务完成。只有先拿掉硬指标，才能让政府闲不住的手停下来。
不再强求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不得已”之举。首先中国GDP总量已经以数十万亿计，每年几万亿的增长将越来越难以达成。其次，千方百计保速度从手段到结果都累积了巨大的风险，比如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着重强调的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等。过于注重速度还使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各种扭曲长期难以得到解决：以房地产为例，各地政府一方面要以低工业地价保工业增长，一方面要以高房地产地价保土地财政搞人为城镇化，双重扭曲之下，房地产价格自然居高难下，而土地红线则屡屡被突破，逐渐缩小征地范围亦成空谈。
靠人为硬指标保速度已难以为继，那么没有了硬指标，中国经济增速会不会一落千丈呢？事实上，一直以来正是这种深层忧虑使得从中央到地方难以痛下决心拿掉GDP增长指标。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了硬指标，不仅不会使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还会为其可持续成长增添新的助力。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初创阶段，政府在汇集各种市场要素，创造一个“模拟市场”环境方面还能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到了市场主体日渐壮大，进入一个自运行阶段的时候，政府如果不及时抽身而出，必然会扰乱正常的市场运行机制。近年来宏观调控越来越微观化，让市场主体难以形成长久预期的根源即在于此。随着宏观调控微观化，微观调控产业政策化，产业政策向央企倾斜化，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不仅未见改善，反而日趋恶化，光伏和风电产业的大起大落实足说明这一点。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国市场经济最有活力部分的民营企业进退失据，转型艰难，投资意欲低落，连带就业于此部门人群的消费意欲低迷，此消彼长，令中国经济更加依赖政府驱动型投资，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有鉴于此，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出“改善宏观调控”的说法，以免让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借“调控”之名，行“染指”市场经济运行之实。
政府之手撤出，市场经济不再因硬指标的扭曲而失血，这一“止损”行动本身将为中国经济增添新的动能。而随着市场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状态中解脱出来，恢复正常运行，即可给中国经济增添第二层动能。接下来随着市场越来越发挥决定性的配置作用，市场运行的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此一效率改善将为中国经济增添第三层动能：随着利率、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资本账户开放渐进有序推进，国有资产资本化运作渐次展开，民间投资领域不断扩大，投资意欲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将逐渐实现速度、效益和结构的优化组合目标，从而一举走出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进退失据的尴尬之局。
除了政府“有所不为”所带来的供给层面动能的提升外，政府归位“有所作为”将从需求层面为中国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比如社保体系的完善、一次收入分配公平度的提升、教育等投入的增加将极大提振中国民众的消费意欲，从而使三驾马车的前行步伐更加协调平稳。
此外，少了一些在纯粹经济领域的腾挪，政府将更有精力和能力在社会政治领域折冲樽俎，进而从制度供给的角度为中国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保驾护航。市场发挥决定性配置作用的前提是市场的参与者都遵循平等竞争的规则，也就是说，市场效率最大化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如何让权贵资本和强势利益集团面对市场规则“俯首帖耳”，如何在面对各市场利益主体时保持“中性”，如何让各利益主体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博弈，都将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提出挑战。
还有，如何在中国经济对内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而政府有形之手不断淡出的同时，提升监管部门的监管水平，也将成为一个重大考验。韩国等先行者的经验教训表明，从管制型市场经济向自治型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监管水平的滞后将放大新旧秩序间的断裂，从而令转型之路跌宕起伏。
总之，去硬指标约束将引发一连串的事件，如何蒙其利而避其害，令中国社会经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须相关各方未雨绸缪早为之计。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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