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电影的市场博弈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胡钰 北京报道

　　2013年中国电影在票房高歌猛进之时，艺术类电影还是显得有些沉寂。在艺术电影这个领域，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分工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敏感的一个话题。政府的“管”与“控”、“收”与“放”该如何拿捏，直接影响到中国艺术电影的生存。

　　发行放映之难

　　原定于11月22日上映的电影《怒放》突然撤档了。在好莱坞数部大片的夹击下，一部颇有文艺气质的国产片最终作出了颇出人意料的决定。

　　11月几乎就是好莱坞的天下。《金蝉脱壳》、《雷神2》、《地心引力》、《饥饿游戏2》等票房的强袭让十余部华语电影全军覆没。影片发行方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表示，单单一部《怒放》实在没办法正面与好莱坞大片抗衡，撤档是因为必须慎重地对待一部充满诚意的影片，尽管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自从根据中美双方协议，进口片配额上升后，档期和排片就成了很多国产电影头疼的问题，艺术类影片尤其如此。今年5月，一部以崔健演唱会为主题的3D音乐电影《超越那一天》就遇到了院线排片的困难，制片方最终只能以网上预售票的办法来决定影院是否放映。2011年上映的《钢的琴》在业内评价极高，但票房惨淡，很多影院仅放映几天就早早下线。不少发行商在做宣传时甚至对“艺术片”三字都尽量避免其出现。至于像《观音山》这样巧用档期获得不错收成的艺术片，在近几年只是凤毛麟角的个案。

　　对于艺术片在发行上映环节，是否应该由政府更多地做统筹协调，甚至是倾斜？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一部影片应更多地由市场来决定，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获得生命力。但大多数专家认为，院线目前以商业利益为首的经营思路，很难给艺术电影留出应有的发展空间。

　　在国产艺术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族类题材。北京民族电影展组委会主席、北京市民委副主任牛颂告诉记者，从2000年到现在，少数民族电影在院线中很少见到，但在国际上却很有影响。“在西方，有‘艺术院线’专为小成本电影、艺术电影、实验性电影提供放映途径，但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平台，以至于想看这类电影的人看不到。有些拍艺术电影的人，甚至不想让自己的片子上商业影院，怕‘一日游’反而有损声誉。”比如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的《碧罗雪山》，虽在国外广受好评，但基本没在国内放。该片导演刘杰说，“我不给院线侮辱我的机会。”《钢的琴》主演秦海璐在博文中则写道，“仅凭热情、深度和良知，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环境里，就像是没有了弹头的子弹，真飞不起来。”

　　刘杰表示，“中国的影院建设目前处于高速发展期，大家都是逐利的。只有市场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某些艺术影院才有可能从商业院线中脱离出来。”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博士生导师石川认为，现在问题最大的是资金，国外的艺术影院一般依靠民间资金资助，在中国，主要还是靠政府和大企业的财政扶持。未来，地方政府可以考虑用减免税收和提供场租、放映补贴的形式来鼓励艺术影院发展。

　　对于档期协调的问题，著名电影人、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高军认为，发行放映协会可以牵头。一旦影片过审拿到上映许可证，就报备发行放映协会，由协会统一协调安排、互相商议。尤其是大片选定档期后，就可通知后面的片子避让，这样的构想正在逐步实现。

　　不久前，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成立，首批入会的会员超过100余家电影公司及院线。该协会表示，除了国产大片和好莱坞大片之外，将为中外艺术影片提供放映平台，让艺术电影的放映成为上海电影的名片之一，让各种类型的影片都能在上海的电影院里有立足之地。

　　谁来保护创作

　　“作为电影生产大国，我们的政府有责任支持中小成本电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迅曾在一个业内论坛上表示，这是他对中小成本电影良性发展的典范——欧盟国家的政府资助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欧盟国家的电影资助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倾向于展现本地文化的文艺片。因为此类电影通常很难盈利，很难要求商业制作机构去支持；但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艺术电影必须通过政府保护获得发展。

　　融资难是目前艺术片遇到的最大问题。多年坚守艺术电影的制片人杨城表示，相比欧洲高质量艺术片几百万欧元的成本，其实中国导演在控制成本方面是非常高超的，哪怕只有十几万，也可能拍得很好。杨城的模式是前期做好项目开发，然后申请国际电影基金，中期埋头创作并做好成本控制，后期去电影节推广，再寻找宣发资金和品牌赞助，然后做国际国内多渠道发行，重点开拓新媒体。

　　然而，能像杨城这样依靠国际资金和国外电影节长期发展的幸运儿并不多。牛颂说，绝大多数艺术电影都是导演自己筹点钱就把电影拍了，如果涉及民族、宗教等敏感性的领域，有资金的公司就更不愿投了。

　　此时，政府的助力显得尤为重要。牛颂说，他们的做法是先联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等机构，举办少数民族题材优秀影视剧本的遴选，对获奖的剧本给予奖励；并成立了北京华映世纪民族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推动私募基金的建立，再加上文化部的民族电影发展专项基金这样的公募基金，建立了民族影视剧拍摄的资本平台。“如果投拍的影视剧产生了良好的效益，其后跟进的资金就会越来越多。这个模式是美国人创立的一种先进的资本运作方式。目前，我们的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1个亿。”

　　其实，各大世界电影强国都在非商业片领域有单独的支持体系。据报道，美国在纽约和温哥华建有两个独立电影制片中心，独立电影人可从很多渠道获得资助，其中的一些人也会被好莱坞看中，与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合作。在韩国，政府会专拨出电影辅助金，发放给电影学院学生和独立电影导演，用以进行实验短片、纪录片和艺术独立电影的制作，最高可申请约240万元人民币或电影总体制作费30％的辅助金，资金无须归还，也无需以奖项和内容上的附和为回报。商业电影往往没有机会申请该辅助金，但可以申请无息或低息融资贷款的方式“借”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名电影产业专家对本报记者表示，其实艺术片只是长期以来国内的一个习惯提法，指那些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多探索和新元素的作品。艺术片和商业片这样的分类不太符合电影产品的属性。在未来更规范的市场格局中，以中小制作和大制作来划分电影类型更科学。如何让更多中小制作电影，尤其是愿意做出艺术探索的中小电影获得更多的市场容纳，是政府应该更多思考的。目前此类电影获得回馈的方式主要是国际获奖、国际版权、政府奖励等，比如贾樟柯等都是这样。未来一段时间内，政府最切实的做法还是鼓励它们走向国际。

　　此外，政府的服务和监管功能也被提上议程。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表示，应尽快建立一个良好的服务体系、营造一个公平的发展平台，这是政府支持中小成本电影发展的最有效途径。比如，政府投资建造的各公司的影视制作基地，应该为中小成本电影做一些公益性的补偿服务。“政府有责任做好市场机制的监管者，应当一视同仁。独立制片为什么能在美国蔚为大观？因为在美国政府的监管下，那些大公司为独立制片机构搭建了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而只有在此基础上的竞争，才是良性竞争。”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