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全流通”中国
摘要：只有一个血脉畅通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并举。一个开放程度不够的市场，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程的敲定，让社会各界持续不衰的预测改革议程，以及为改革献计献策的热情再度升温，这其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研中心）于日前公布的“383”改革方案尤为惹人注目。此前各个版本涉及各领域的改革方案颇让人有“眼花缭乱”之感。有些侧重分头推进，有些侧重顶层设计，有些剑指“硬骨头”但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林林总总但避重就轻，有些甚至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
改革千头万绪，涉及亿万人的利益，又已超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原不易达成一个“通用版本”。考虑到国研中心的官方智库身份，以及课题组领军人物国研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等多年中央资深财经“智囊”的分量，此一方案自然格外值得人们研读。
“383”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论者普遍认为“383”改革方案既提出了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三个方向的改革作业，又给出了管理体制、基础产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资管理、激励创新、涉外经济等领域的改革路径，而放开对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制，“小产权房”补缴出让金，十年内人民币国际化、建立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等构想则直面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各种棘手敏感议题。
在我看来，此方案最令人感奋之处则在于其志在破除影响中国市场经济顺畅运行的梗阻点，既着眼增量，又敢于盘活存量，犹如当年股市的非流通股改革。如能毕其功于一役，则中国市场经济将成为一个全流通的、运行无碍的、真正的市场经济。
有不少论者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大体已臻于完善，只需一些修修补补即可竟全功，但事实显非如此。作为新兴市场的领头羊，中国经济发展失速明显，已充分表明此前外延式粗放增长阶段已告一段落。通过“挖潜改造”，发掘内生动力源，从而保障中国可持续增长，亦已成为各界共识。然而囿于央与地、城与乡、国与民、内与外、进与出等“板块”间的扞格，中国经济犹如一个血脉梗阻的病人，各组成部分非但无法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掣肘，甚而相互制约。
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具有“天然”的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沉的趋势，导致财权事权不匹配，央地关系长期以来“咬合”不顺。为消化各项事权负担，地方政府被迫广辟财源，甚至负债运行，在此过程中，不时出现“对抗”中央宏观调控的行为冲动。此次“383”方案中的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等构想，令财权事权得以匹配，将为地方政府大大减负，减少其“自谋生路”的冲动，则政令将更为畅通，央地关系更为默契。当然，央地关系绝非一个财权事权再划分所能涵盖，如何真正厘清央地权利边界，发挥中央地方两个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求索。
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形下，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产的流动性。由于中国城乡土地产权安排的“一国两制”，导致这两块资产之间的可置换性出奇之低。由此衍生出的强制征地制度表面上看似高效，以遍地“新城”和工业园区的形式保障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然而一方面随着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征地成本已越来越高，而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亦已难以为继，国际上对于中国人为低工业地价是否有违市场公平竞争也啧有烦言，另一方面农地权属的人为复杂化（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极大限制了农民资产的资本化，农村金融行而弗远，城市资本难以下乡，农民无缘带产进城，城市居民也无法安心终老于乡村。被视为中国内需两大推手的农村消费和城镇化之效果难彰，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此次方案中的土地制度改革，尤其“小产权房”补缴出让金可正名，以及集体土地入市等方案格外值得人们期待。
长期以来，国有资产迟迟不能资本化，国资保值增值必须以具体公司的做大做强来加以体现，加之历史形成的垄断地位和政府的“偏袒”，遂使“国进民退”成为难解痼疾。若国资管理改革能够得以深化，国有资产实现资本化，产业布局去公司化，则国与民相通无碍，行业壁垒消失于无形，无论资源配置效率，还是收益处置的公共公平性，都将得到极大提升。
内与外的扞格则主要肇因于资本项目迟迟不能放开，令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一直付诸阙如，既不利于更有效地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协同效应，也无法真实测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迁，以便更及时做出推进产业升级的努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绑架货币政策，令基础货币发行迟迟无法“去美元化”。若资本账户开放得以进一步推进，十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目标能够实现，则中国经济运行的内与外间的滞碍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廓清。
市场进与出之间滞碍的形成原因则更为复杂，既有政府准入管制“限进”的原因，又有保障就业维稳、做大地方GDP和税收等“限出”因素，而金融机构无法破产则令情形更为恶化。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优胜劣汰的机制难以形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无从发挥，大量僵尸企业垂而不死，造成“钱荒”与社会融资总量居高不下并存的怪现象。最近中央一直倡导盘活存量，而盘活的前提是出清，去腐方能生肌。不能出清，不能有出有进，则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轻装上阵之局难现。
抚今追昔，回望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大刀阔斧的勇气，20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应理顺市场运行的微观机制，为中国经济的血脉畅通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只有一个血脉畅通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并举。一个开放程度不够的市场，一个不能让所有社会主体公平竞争的经济，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发展，更不可能通过社会领域的事后救济来加以矫正，而只会更加扭曲。换言之，一个不能有效解决自由竞争的社会，也就不可能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一个全流通的中国，才能给每个人以出彩的机会，才能成就民众的中国梦。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人）
改革千头万绪，涉及亿万人的利益，又已超越“帕累托改进”阶段，原不易达成一个“通用版本”。考虑到国研中心的官方智库身份，以及课题组领军人物国研中心主任李伟与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等多年中央资深财经“智囊”的分量，此一方案自然格外值得人们研读。
“383”是指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论者普遍认为“383”改革方案既提出了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三个方向的改革作业，又给出了管理体制、基础产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资管理、激励创新、涉外经济等领域的改革路径，而放开对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制，“小产权房”补缴出让金，十年内人民币国际化、建立金融机构破产退出机制，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等构想则直面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各种棘手敏感议题。
在我看来，此方案最令人感奋之处则在于其志在破除影响中国市场经济顺畅运行的梗阻点，既着眼增量，又敢于盘活存量，犹如当年股市的非流通股改革。如能毕其功于一役，则中国市场经济将成为一个全流通的、运行无碍的、真正的市场经济。
有不少论者认为经济领域的改革大体已臻于完善，只需一些修修补补即可竟全功，但事实显非如此。作为新兴市场的领头羊，中国经济发展失速明显，已充分表明此前外延式粗放增长阶段已告一段落。通过“挖潜改造”，发掘内生动力源，从而保障中国可持续增长，亦已成为各界共识。然而囿于央与地、城与乡、国与民、内与外、进与出等“板块”间的扞格，中国经济犹如一个血脉梗阻的病人，各组成部分非但无法形成合力，反而相互掣肘，甚而相互制约。
由于中央集权体制具有“天然”的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沉的趋势，导致财权事权不匹配，央地关系长期以来“咬合”不顺。为消化各项事权负担，地方政府被迫广辟财源，甚至负债运行，在此过程中，不时出现“对抗”中央宏观调控的行为冲动。此次“383”方案中的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等构想，令财权事权得以匹配，将为地方政府大大减负，减少其“自谋生路”的冲动，则政令将更为畅通，央地关系更为默契。当然，央地关系绝非一个财权事权再划分所能涵盖，如何真正厘清央地权利边界，发挥中央地方两个主动性，还有待进一步求索。
在给定其他条件的情形下，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资产的流动性。由于中国城乡土地产权安排的“一国两制”，导致这两块资产之间的可置换性出奇之低。由此衍生出的强制征地制度表面上看似高效，以遍地“新城”和工业园区的形式保障了中国特色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然而一方面随着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征地成本已越来越高，而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模式亦已难以为继，国际上对于中国人为低工业地价是否有违市场公平竞争也啧有烦言，另一方面农地权属的人为复杂化（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极大限制了农民资产的资本化，农村金融行而弗远，城市资本难以下乡，农民无缘带产进城，城市居民也无法安心终老于乡村。被视为中国内需两大推手的农村消费和城镇化之效果难彰，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此次方案中的土地制度改革，尤其“小产权房”补缴出让金可正名，以及集体土地入市等方案格外值得人们期待。
长期以来，国有资产迟迟不能资本化，国资保值增值必须以具体公司的做大做强来加以体现，加之历史形成的垄断地位和政府的“偏袒”，遂使“国进民退”成为难解痼疾。若国资管理改革能够得以深化，国有资产实现资本化，产业布局去公司化，则国与民相通无碍，行业壁垒消失于无形，无论资源配置效率，还是收益处置的公共公平性，都将得到极大提升。
内与外的扞格则主要肇因于资本项目迟迟不能放开，令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一直付诸阙如，既不利于更有效地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协同效应，也无法真实测知中国经济比较优势的变迁，以便更及时做出推进产业升级的努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绑架货币政策，令基础货币发行迟迟无法“去美元化”。若资本账户开放得以进一步推进，十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目标能够实现，则中国经济运行的内与外间的滞碍将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廓清。
市场进与出之间滞碍的形成原因则更为复杂，既有政府准入管制“限进”的原因，又有保障就业维稳、做大地方GDP和税收等“限出”因素，而金融机构无法破产则令情形更为恶化。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优胜劣汰的机制难以形成，创造性破坏的力量无从发挥，大量僵尸企业垂而不死，造成“钱荒”与社会融资总量居高不下并存的怪现象。最近中央一直倡导盘活存量，而盘活的前提是出清，去腐方能生肌。不能出清，不能有出有进，则中国经济浴火重生轻装上阵之局难现。
抚今追昔，回望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大刀阔斧的勇气，20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理应理顺市场运行的微观机制，为中国经济的血脉畅通做出应有的历史贡献。
只有一个血脉畅通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并举。一个开放程度不够的市场，一个不能让所有社会主体公平竞争的经济，无法实现社会公平发展，更不可能通过社会领域的事后救济来加以矫正，而只会更加扭曲。换言之，一个不能有效解决自由竞争的社会，也就不可能解决公平正义问题。一个全流通的中国，才能给每个人以出彩的机会，才能成就民众的中国梦。
（作者为资深财经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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