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参破黑箱秘密的人

《经济学人》

    “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对于哲学家而言，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存在”问题。而对于管理理论者来说，这个问题是更为通俗的“企业为什么存在？市场为什么不是万能的？”
    今天，大多数人生活在市场经济下，集中计划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是20世纪最大的经济灾难。但是，大多数人的工作生活发生在被称作“企业”的集中计划的官僚机构下。他们往往跟随同一雇主多年，而不是定期返回就业市场。他们为完成企业领导人的“战略规划”而努力工作。1840年代，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的美国皮毛公司让他成为当时美国的首富，但这家公司的雇员一直很少。而今天，许多公司动辄有成千上万的员工，运作着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阿斯特的公司则在业界已名不见经传。
    借用经济学家丹尼斯·霍尔姆·罗伯逊的两个词——为什么这些“有自我意识能力的小岛”可以在“无自我意识的合作海洋”中生存下来？古典经济学对此着墨甚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精彩地描述了一家造针厂里的劳动分工现象，但对于雇用制针工人的老板和组织生产的管理者却只字未提。斯密的后继者说的更少，他们要么完全无视造针厂，要么干脆将其视为一个无趣的黑箱子。与一座座“岛”相比，他们偏爱研究“海洋”。
    黑箱里的秘密谁知道？
    罗纳德·科斯正是让造针厂重返经济理论核心地位的人，但这位天才很久之后才被经济学界认可。1932年，只有21岁的科斯在英国邓迪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首次阐述了自己关于企业的观点，但没有人倾听。5年后，他发表论文《企业的性质》，同样被忽视。
    但科斯并未因此放弃。他的第二篇重要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为1980年代那场放松管制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最终，科斯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将其理论加以充实的奥利弗·威廉姆森。1991年，80岁高龄的科斯终于实至名归，摘得诺贝尔奖的桂冠。但他没有止步于此，而是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王宁合作完成了一本专著，名为《中国是如何走向资本主义的》。
    科斯的核心观点是，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若总是诉诸于市场会带来沉重的交易成本。雇用员工、商谈定价、执行合约，仅此三项就是耗时的活动。从本质上讲，企业就是为了规避短期合约带来的麻烦而创建长期合约的工具。但是，若市场如此缺乏效率，为何企业却不会一直膨胀下去？科斯同时指出，这些小型的计划型社会（企业）本身也会制造交易成本，而且这种成本会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而增加。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均衡会通过竞争的促力得到持续的重新校准——企业家或许选择通过组建公司降低交易成本，但公司规模过大最终会变得迟钝并缺乏竞争力。
    《企业的性质》对今天的企业界有多大的启发意义？1931年至1932年期间，年轻的科斯靠奖学金游历了美国的工业腹地，并开始对企业的运作产生了兴趣。他抛开书本，转而访问企业家，问他们为什么做他们正在做的事。科斯经常批评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不去调查一家企业到底如何运营，而是光在黑板上就把它们涂抹出来。因此，通过同样的实证标准去检验他自己的理论似乎非常合理。
    科斯的理论还可以用来解释现代商业中一些最令人困扰的问题。例如新兴世界中规模庞大、高度多元化经营的商业组织的兴起，包括印度的塔塔集团和土耳其的Koc集团。许多西方观察者将它们轻视为资本主义原始形式的遗物，但如果考虑到诉诸市场的交易成本，那么就会认为它们的存在非常正常。在对既有机制缺乏信任的情况下，企业将它们的品牌伸向多个产业的做法合乎情理。在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缺乏效率的地方，企业自己配置资本、自己培训效忠者同样讲得通。
    但是，科斯的重点仅放在交易费用上，因此，他对企业的力量只提供了部分解释。“新科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在支持“资源基础论”的管理理论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企业在内部展开活动是因为市场失灵且企业成功——企业可以调配范围广泛的资源，特别是“企业文化”、“集体知识”等抽象的资源，而这是市场无法做到的。企业可以以独有的方式组织生产并创造知识，还可以长期致力于创新，从而重新定义市场，而不仅仅是满足需求。科斯的“市场失灵”理论需要有“组织优势”理论来补充。
    上述所有这些无疑让《企业的性质》更加复杂了。但它证实了科斯尚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做出的两点论断：一要去看看“黑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而不要简单地忽视它，二要去研究企业，不要光搬弄理论。希望其他搞沉闷科学研究的人以科斯为榜样去研究现实世界，这个要求是不是太过分？

科斯年谱
罗纳德·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1910.12.19出生于伦敦的威尔斯登。
1929.10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1934在利物浦大学作为助理讲师任教。
1935在伦敦经济学院教书，被指定讲授公用事业经济学，开始对英国公用事业进行一系列历史研究。
1940进入政府做统计工作，先在森林委员会，然后在中央统计局、战时内阁办公室工作。
1946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负责教授经济学原理，并继续对公用事业特别是邮局和广播事业的研究。
1951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移居美国。
1959加入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系，其间对联邦通信委员会进行研究。
1964担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
1979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称号。
1991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3.9.2在美国逝世。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兰晓萌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