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社会请回来”弥补后发劣势

    在习近平的武汉讲话中，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被重点提到。
    说到社会发展活力，我们不妨纵观一下全球。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经济向好，新兴市场失速，令人们再度反思不同社会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些一度被人们看好的政府拥有强大资源支配权的新兴经济体缺乏发展后劲，而政府被认为“软弱无力”或“资源有限”的发达经济体通过创新走出危机泥淖，似乎重演了上世纪90年代发展型国家与市场型国家间的赛局。
    美国的活力一如既往来自于其科技创新能力。如果说美国上次主要靠互联网等IT技术创新带动经济走出七八十年代的滞涨，此次美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云计算、页岩气和以3D打印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等全方位的科技创新能力。
    美国活力的再次绽放又一次验证了科学技术确实是第一生产力，然而这不仅仅是所谓科技创新体制的问题。创新归根结底是人的创新，那么什么样的社会能令居于其中的个人更具有创造性呢？
    这个问题可以逆向思考，即什么样的社会会扼杀人们的创造性。显然，那些缺乏自由空间和丰沛资源的社会无法成为创新的绿洲。那么能够“封杀”此一自由空间，“攫取”此一丰沛资源的，只有“国家”以及与其合谋的寡头利益集团。
    这么说自然并非要鼓吹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自治与自为并不意味着要“踢走”国家，但二者关系及权与利的边界的确需要相对明晰化。那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一定奠基于民间活力畅旺，创新精神十足的社会之上，所谓民富则国强。而那些依靠国家汇聚资源实现赶超的所谓“发展型国家”，可以实现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但无一例外会遭遇“后发劣势”：当有形之手汇聚的资本及人力和可模仿和复制的技术相结合的潜力发挥殆尽之后，因为创新匮乏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乏力的发展瓶颈便成为长期难以摆脱的“魔咒”。
    此时，如同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一度醉心于研究如何“把国家请回来”，通过所谓“强力产业政策”来应对新兴经济体的竞争，如何“把社会请回来”，如何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治理式互赖”以实现二者的紧密合作，便成为发展型国家一段时期内挥之难去的命题，其间一般还都伴随着威权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型的挑战：最好的情形是在各方博弈之下，威权政府平稳转型至民主政府，在此过程中主动让渡政经资源于社会，并稳步有序开放社会自治空间；最差的情形则是博弈各方的目标难以契合，转型陷入失序状态，既失去了威权的秩序和效率，又面对陷入分裂与萧条的社会。
    被国人视为“威权+赶超”模范生的新加坡，近年来在打造创新型社会方面着墨甚多，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其切入点即为“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新加坡官员将此一模式称之为顺应时代变化的“动态治理”。在总结此一模式的《动态治理》一书中，新加坡官员指出，上世纪90年代新的国内外环境见证了政府的转型。在社会方面，新加坡社会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顺从、被动和以经济为重点，发展成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于社会意识有更高期望和渴望更高程度的政治开放性的社会。日益增加的复杂性意味着早些年的指导性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调的是秩序、规则、纪律、效率和作为增长驱动力的生产力，1990年代需要的则是灵活性、多样性、敏捷性和适应性。新加坡官员意识到，从易变和复杂的整体情况看，政府部门的效率很明显无法替代个体的主动性和进取心。政府部门的工作方法要改变成为接受变化并迅速做出反应，而不是控制环境，比如，不是严格规范市场以确保其一致性，而是以自由化法规帮助培养市场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
    由此，社会治理的性质和政府部门与民众的关系将从新加坡发展初期的指令性，发展到政府部门更多扮演一个促进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政府官员的作用相当于知识经纪人：跨越边界，搭建与远方社区的联系，培育学习、互动的社会网络，并给社会提供新知识的流动渠道。因此，政府官员不能魔鬼式地批判新思想，相反，他们必须扮演创新型的新角色，比如人类学家、试验者、移花接木者（嫁接能手）、布景师和故事员。换言之，政府官员更多是一个“环境推手”，通过致力于创造一种社会生态来彰显自己的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不会轻易排斥异议，不会采取自卫式的态度而拒绝不同思想和解决方法。
    多么勤劳而又“谦卑”的政府啊。
    回到中国的语境，人们在吁请“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时候，会尴尬地发现“社会”之缺位，于是转而呼吁“重新发现”社会，甚而“重建社会”。
    中国“社会”之孱弱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将皇权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同时正在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却被前者的努力“吞噬”了。
    按照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说法，中国试图通过自我改造而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第一场真正尝试发生于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相信，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赖于一场现代化的计划。与此同时，它要偿还庚子赔款以及支持实行新政所需的费用，也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财政、扩大国家权力以便征收新的税种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因此，对清政府而言，现代化不可避免要与“建国”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西方学者看来，“建国”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试图拓展、强化其对社会控制的过程。这一概念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当时，正在崛起的民族国家试图制服、吸收乃至消除相对自治的地方群体结构，以便增加其对于地方资源的控制并建立由国家控制的新的机构。与此种趋势同步的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及公共领域的出现。双方的长期角力和最终的“妥协”构成了西方政治文明演进的主题，其结果也奠定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中国，清政府“建国”的努力同样伴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各地风起云涌出现的各种商会和学会即为明证。清末的知识分子们尤其强调“公”的概念，即官僚机构之外的公共领域，在此领域中，精英层可以担负他们对于团体的责任。然而，“天下为公”的理念从未在现实中转化为真正的自治。
    杜赞奇指出，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国家的叙述结构在20世纪初期很快即开始支持国家对社会的优先性，发动社会创建现代国家的努力由此遭到贬抑。此种民族主义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能够保卫（和划定）国家疆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由此，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基调是“救亡压倒启蒙”。其后，则是“现代化压倒现代性”。如何重建社会，进而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而打造一个创新型社会，任重而道远矣。（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