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的桎梏中舞蹈
摘要：卡夫卡的文字是关于思维、智慧乃至人生的寓言——更为重要的是他直指人心——我们当代人已经异化的心。
弗兰茨·卡夫卡似乎成为了一个普遍的难题。卡夫卡的问题何以成为我们今天的问题？他是一个预言家，提早挖掘出了人类的劣根性？或者还是因为他写了人类的一些状况，后人就开始有意和无意效仿，也就转化成了我们当下的社会困境（20世纪的缩影）？
如果真是那样，“卡夫卡是谁”的问题重又回到我们面前。
弗兰茨·卡夫卡是在黑漆漆的夜间拉响汽笛的人，十九世纪沉睡中的幻想被卡夫卡突然唤醒。卡夫卡取得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提倡但他们自己从未真正取得过的成就：梦幻和真实的融合。
1941年，诗人威·休·奥登写道：“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这是中肯的，卡夫卡不是任何一个主义所概括得了的。他41岁死于肺结核。这在作家中是一种有象征意味的疾病。他的作品本质上是对于噩梦和执迷念头——迷失在既定常规世界里的个人焦虑和罪恶——的细致精确的描写。
如果仅仅是一个天才作家，他只是文学艺术范畴里的先驱，是这种主义或那种流派的启蒙者，然而，卡夫卡越过了这一切，他的文字是关于思维、智慧乃至人生的寓言——更为重要的是他直指人心——我们当代人已经异化的心。
在中国当下，你普遍看到的是什么？物质主义成为主流，原有的人与天与地的结构正被90后们渐渐瓦解。“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瓦尔特·本雅明指出：“动物，在卡夫卡笔下，是遗忘之物的收容器。”突然，我们意识到，100多年前的卡夫卡式的寓言正在中国上演——他们是“动物-猎人”的结构。卡夫卡的意义再次彰显。
“真正的道路
在一条绳索上”
卡夫卡在捷克语中是寒鸦的意思。1782年，政府当局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姓氏改用德语的名姓，许多人迫于压力就用了动物和鸟类的名字。
卡夫卡1883年出生于布拉格犹太商人家庭，1904年开始写作。一生都待在布拉格。学的是法律，大学毕业后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在布拉格的一个半政府的法律机构“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工作。十几年后，因罹患肺病加重而退休，退休时还不到40岁。然而这个布拉格业余作家却是一个预言家，他的作品关涉到哲学认识论的核心命题：卡夫卡以独特的叙事形式谈论了我与外在世界，以及我与自我的关系。
人生之路是卡夫卡探求的主要部分。路，在中国古人看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大道是最高的规律，但它同时也是一条宽广的道路。《圣经》中数百次地提到道路：《新约》中，耶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施洗约翰的使命就是“修直主的道路”。
在卡夫卡那里，路是一种隐喻。他的主人公一要赶路，寻找到达火车站的道路；二要离开，但不知道要到哪儿去；三从这边要到所爱的姑娘那儿去，但却走不通。“真正的道路在一条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的，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卡夫卡显得很悲哀，他透彻了现实的本质。一些人将卡夫卡理解为颓废主义者，显然是武断的。
《饥饿艺术家》描述了经理把绝食表演者关在铁笼内进行表演，时间长达40天，忍饥挨饿是江湖艺人真正的道路。但是这条路既是他唯一的路，也是要绊倒他的路。这条路他越走得完美，他也就越接近它的尽头，也就越危险。
卡夫卡具有完美主义趋向，他就将自我置于孤绝的境界上。既然完美，必然要臻于极端；而臻于极端，就要走向绝境。
《约瑟芬和她的耗子民族》中，约瑟芬怀着为民族歌艺献身的精神，但她曲高和寡，人们向她会聚过来，并不是冲着她的歌唱艺术，而是冲着她这个人，而作为人，她在公众面前也只是某种“圣物”。于是，她感到自己被她的同胞彻底孤立了，她似乎在自己的族群里成了异乡人，成了陌生人。于是，“约瑟芬溜走了，她不愿意唱”，“她愉快地消失在我们民族数不清的英雄的行列里”，“并被遗忘”。
卡夫卡的异常理智是他的致命伤。
K，异乡人：
一个异化了的社会角色
1989年11月，捷克民主运动领袖瓦茨拉夫·哈维尔这个前囚犯在布拉格发表讲演时，美国学者菲力浦·罗斯正在纽约一所大学中开设关于卡夫卡的讲座。他的学生们正在阅读《城堡》：其中的K作为一个土地测量员，为获得强大而难以接近的控制城堡的官员克拉姆先生的认可而进行冗长乏味和无望的斗争。
其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显示了哈维尔正通过议会的桌子和旧制度的总理握手。罗斯把这张照片带到了课堂上。“现在，”他对学生们说，“K终于会见了克拉姆。”
11月末，哈维尔在文西斯劳斯广场当上了示威游行的领袖，成千上万的人们高呼：“哈维尔，进城堡！”而当哈维尔决定竞选总统时，罗斯的学生们感到开心——这将使得K作为后继者进入城堡，甚至成为克拉姆的老板。
卡夫卡的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叫K或者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父亲的阴影下——而那个父亲其实影射着当世的统治者——“您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神秘莫测的特性。您坐在您的靠背椅中主宰着世界”（《致父亲的信》）。
许多人也许不愿意直接承认卡夫卡的政治倾向。卡夫卡亲眼目睹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大屠杀，时代的沉闷、窒息、动荡、混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我们死命追求的价值根本不是真正的价值，结果毁掉的东西却正是我们作为人的整个存在必须依赖的……，人类存在的支柱垮了，他们陷入了一片空虚之中。”
时代变了，西方文明正在衰落。卡夫卡对苦闷彷徨的时代感情具有独特的感受，因而成为现代人困惑的象征。
再回到《城堡》上，K勾搭上了克拉姆的小情人弗丽达，并且赢得了她的爱情，目的只有一个：进入城堡。但他依旧没有成功。
依照小说家博尔赫斯的说法，K永远进不了城堡，因为他的行动会被一分再分的琐碎事件纠缠。
还有一点是命运注定的，因为K与卡夫卡有一个共同点——异乡人的身份。
相信，在当下中国，“异乡人”这个身份并不陌生。异乡人在北京就叫“北漂”，有773万，异乡人在上海有960万， 异乡人在深圳有780万……这种特殊的异乡人的特征已经跨越了国界与时代，从卡夫卡到现实引起了真实的共鸣。
“土地测量员就是丈量大地”，尽管K满怀雄心，但是现实是反理想的。在这种人与物的非真实的纠缠中，展开了欲望真实的游戏。
在《审判》中，K是一家银行的襄理，一天早上莫名其妙地被秘密法院宣布逮捕，却没有开庭审理，而且行动自由。后来四处奔波，托人情、拉关系，事情却毫无进展，他终于明白要摆脱法庭起诉是难乎其难的事。最后，两个黑衣人在一个黑夜里把他秘密带走处死，他终于像狗一样死去。
在小说中，法院的形象是虚幻的，然而它的力量是强大的，如同我们被扭曲了的现实中发生的情节。
他写道：“今天的刽子手就是受人尊敬的官僚，在行政人员的工资名单上排在相当前面。……他们能改变生活，把人变成死的号码，再不能有任何变化。” 这惊人的文字在现实中也被印证着。
人世的忧伤，
三次解除的婚约
小说家艾利亚斯·卡内蒂写道：“不适应社会的人是大地的精华，生活的亮色，是他们的不幸，却是我们的幸运。”作为卡夫卡的朋友，卡内蒂是了解他的。
卡夫卡感觉自己是“最瘦的人”。在粗暴、专制的父亲面前，卡夫卡永远是不知所措，随时准备彻底垮掉。由对父亲的恐惧扩散开来，便形成了对存在本身的“本体性”恐惧——对最大事物也对最小事物的恐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情人密伦娜：“我的本质就是：恐惧。”
需要纠正的误解是，卡夫卡身高1.82米，相貌英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颇能虏获女性的芳心。他有三位女友，菲丽斯、密伦娜和多拉，但他终生未娶。
1912年，卡夫卡在好友布洛德家中结识了菲丽斯，一个月后，他为她写情书，半年后，他向她求婚。经过差不多一年的周折，两人于1914年正式订婚。可是才过了一个月便解除了婚约。三年后，两人第二次订婚，可是不久卡夫卡便被确诊患了肺结核，于是第二次婚约随之解除。1919年，也就是在与菲丽斯解除婚约一年半后，卡夫卡与另一名捷克犹太女子尤丽叶订婚，不料当即遭到父亲的断然反对和辛辣嘲讽，之后，两人的关系不了了之。同年，卡夫卡又爱上了已婚女作家密伦娜。卡夫卡对她表现出的信任却几乎超过了任何人。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卡夫卡遭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场爱情。一位叫多拉的犹太姑娘在情感上也许比密伦娜更加贴近卡夫卡。1924年5月初，卡夫卡在多拉的鼓励和温暖下病情有所好转，随即向多拉求婚，这一次，却遭到多拉父亲的反对。此后，多拉仍旧陪伴在卡夫卡身旁，直到他1924年6月3日因肺结核辞世。
“在每种艺术背后都有激情……一个人必须抛弃自己的生活去得到它。” 这个天才的行为是有其心理原因的，但关键在于，他洞察了“人的天性像尘埃”及人世的忧伤——他是这个世界忧伤的主角。
在1912年10月19日的日记里卡夫卡写下这样一段话：“任何不能在活着的时候应付生活的人都需要用一只手来挡开点儿那笼罩着他命运的绝望……但他可以用另一只手草草记下在废墟中看见的一切，因为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看，而且看到的更多；总之，他在有生之年就已死去，但却是真正的获救者。”
在今天，不妨说，卡夫卡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理解卡夫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理解我们自己。米兰·昆德拉是这样提醒他的前辈和同辈们：当卡夫卡比K更吸引人注意之时，卡夫卡身后的死亡过程，便告开始。
（作者为诗人、专栏作家）
查看更多华夏时报文章，参与华夏时报微信互动（微信搜索「华夏时报」或「china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