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观念上“反身”改造电影 阿巴斯：今天与道路

兰波

当下，中国电影紧跟好莱坞潮流，在高票房与浮躁夹杂下高歌猛进，我们之所以特别提起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在于他倡导了一种艺术电影的“凝视”观念——其影像以极简主义的克制力，犹如隔岸观望情绪的波涛，从平凡事件中揭示人类深沉的情感。

重要的是，阿巴斯独立而多元的作品在坚持不重复自我经验，这是对好莱坞大牌明星+“佳构剧”情结的大片模式的反对，他回到了“新浪潮”电影中，可以说是从观念上“反身”改造电影本身。而中国导演，不是重复和放大自己的“经验”，就是彻头彻尾跪倒在票房面前。

2016年7月5日，阿巴斯因癌症在巴黎去世，享年76岁。

“新浪潮”大师戈达尔说过：“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的确，阿巴斯电影具有特殊的治愈功能，让观影者脱离当下环境，进行治疗性的反省并开始与自我和解。

一个无法适应常态体制的人

1989年，阿巴斯戴着墨镜出现在《家庭作业》中时，他呈现出意大利黑手党或便衣警察的模样，与人们保持着距离感。该片显示阿巴斯的电影是充满问题的电影，它似乎在责问：“一种教育是如何把一群满眸明亮的孩子摧毁成腐朽的成年人的？”

阿巴斯1940年生于伊朗德黑兰，从上小学开始直到六年级都没与他人说过话，正是这样的沉默和孤僻，让其成为一个电影诗人。

18岁那年，阿巴斯获得一项美术奖而进入德黑兰美术学院，但他并不适应那种教育模式，由于不按学校规定修课而无法完成学业，他长达14年才得以毕业。

之后，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走美术道路，但为了生活，他为交警局设计交通海报，同时为儿童读物画插图，后来开始拍摄广告和短片。

1980年以来，阿巴斯的一系列儿童电影在国际影坛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而他也借此确立了自己的影像风格：着迷的都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小人物，用固定机位和长镜头，逼视生活本身，并借由因此而产生的意义来表述人物的生存状态。

1997年，阿巴斯凭借思索生死问题的哲理电影《樱桃的滋味》赢得了戛纳金棕榈奖，他成为伊朗首位获此殊荣的导演。1999年《随风而逝》荣获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阿巴斯一共执导了38部影片，他还编剧撰写35部剧本，包括曾获戛纳金摄影机奖的《白气球》。

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对抗

阿巴斯有以伊朗乡村为背景的影片，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1987）、《生生长流》（1991）、《橄榄树下的情人》（1994）、《樱桃的滋味》（1997）和《随风而逝》（1999）。

《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讲述阿穆德发现自己把同桌穆罕默德的作业本带回了家，为避免穆罕默德交不上作业而受老师批评，他经历了一个艰难重重的归还作业本的过程。

整部电影都是非职业演员出演。该片唤起人们感情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孩子们真情的赞叹，另一方面，它反映出了成人世界的自以为是，以自我方式剥夺孩子思考和表达的权利。以前的《家庭作业》也有此类情绪的流露。这样的“儿童片”是深沉的，童心成了负载思想的外壳。

黑泽明看完《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后感叹：我多希望这是我的电影。

对当代中国民众提问

《生生长流》讲述1990年伊朗地震后的灾区，以一位导演寻找小演员的经历为蓝本，由于地震后道路遭到破坏，他不得不绕道而行，时常停下来询问此刻自己身处何地，要去何方：“我在哪里？这是哪里？我要去哪里？”阿巴斯将个人的问题与社会、道德、哲学问题统一起来，强调了这些问题的普遍性。

影片中的问题没有确切答案，他的问题是影片中的人物提给自己的，是人物之间相互提问，也是提给观众的。这些问题反复出现充满隐喻，这超越了故事和剧情，让影片像一个存在之谜。

我认为，在当下繁荣与浮躁的中国背景里也特别有意义——阿巴斯在对当代中国民众提问。

阿巴斯的众多电影是关于寻找“道路”，这个诗人在《道路》中这样回答：

我知道，有一天定会经过这条路。

到昨天我才明白，那就是今天。

相比我们中国的导演，已经放弃了对“今天”和“道路”的追寻，实在是毫无节操。

迷恋长镜头

《橄榄树下的情人》背景是大地震后的灾区，侯赛因借助当临时演员的机会向扮演他妻子的姑娘塔荷莉求爱。

影片是传统的线型结构，有建置、对抗、结局。但表面上却并不明晰，原因就在于它的叙事风格。影片开头，一位老者对着镜头说：他是扮演导演的演员，第一场戏是在某个村子挑选演员。这就确定下整部影片是类似于纪录片式的叙事风格——看起来粗糙随意，实则质朴自然。

在结尾处那个著名的全景镜头里，两个人一前一后，侯赛因拼命地追着姑娘，遍地的绿色中只看见两个小白点在移动，一开始越来越近，在最远处，变为一个大点，接着又分开了，侯赛因向摄影机方向跑来，一直跑到树丛中。完完整整一个镜头，长3分45秒。

关于人类生与死的哲学命题

在《樱桃的滋味》里，延续了阿巴斯以小见大、大巧若拙的美学风格，讲述一个绝望的男人在自杀之前的心路历程，最终因品尝樱桃的滋味而重燃对生命的渴望。其结尾处已经跨越了艺术的象征性边界，这种自觉来自于艺术的最终出路和强大现实之间的碰撞。

阿巴斯在影片中熔铸了东方哲学的智慧，他有意识地把波斯哲学、伊朗诗歌与电影结合起来，赋予影片谜一样的结构和诗一般意境。

《樱桃的滋味》呈现出阿巴斯的总体风格：运用纪录电影手法捕捉生活的原初状态，同时打破现实与幻象的界限；不使用职业演员；采用开放式的结构和结尾；情节发展乃至拍摄过程的不确定性等。

开放的意义空间

《随风而逝》呈现几个工程师来到了一个偏远的山村，巴扎开车上山顶的坟地接电话，和小男孩聊天，关注百岁垂死的老人，借牛奶，刮胡子。某一天，他救了被埋在坑里的挖坑人，忽然领悟到什么，就在决定要走的清晨，垂死的老人去世了，他拍了几张送葬妇女的照片，掉头离开。似乎每件事和每件事之间毫无关联，无法聚合在一起给人一个剧情。

影片的片名来自伊朗女诗人福路·法尔克赫扎德《随风而逝》，诗中写道：“早晚有一天，风儿将把我们带走，就像一片枯叶……”

“我不信任那种只允许观众对现实进行一种阐释的电影，而是喜欢提供多种阐释现实的可能性，让观众自己去选择。”确实，阿巴斯并没有要给观众一个明确答案，他只是用他的眼睛捕捉一段生活，这段生活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呈现出来，让人们去感悟。

不直接对抗电影审查制度

电影人常常会质疑电影审查制度。

伊朗电影有着比其他国度更为严格的审查制度，题材受到苛刻的规定。而阿巴斯并不一味抱怨，他拍摄儿童片，以儿童的眼光去折射大人的社会。在某些场合，他还捍卫伊朗的电影审查制度。他谈道：“真理有很多纬度，所有的谎言都拥有真理的成分。”

伊朗有些批评家认为，阿巴斯的成功来自于他善于投西方所好，甚至有些人认为他的影片不符合伊斯兰标准，不是纯粹的伊朗电影。

但是，你深究一下，尽管他的人物和故事发生在伊朗，但主题通常具有普世价值，《生生长流》中讲述灾难后的人道主义，《橄榄树下的情人》讨论永恒的爱情，《樱桃的滋味》探讨了生命的意义。

阿巴斯与中国电影

2014年初，通过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可·穆勒邀请阿巴斯来中国拍摄一部名为《杭州之恋》的短片，但阿巴斯决定拍成一部长片，并为此先后4次来杭州考察。

阿巴斯带着伊朗演员巴巴克·卡里米、翻译和工作人员逛了北山路，去了吴山夜市，看了宋城千古情，去了西溪湿地。他还拿着DV，拍了馒头山社区坐在老楼道里择菜的阿婆、树荫下打牌的退休老头。

《杭州之恋》讲述一个伊朗女留学生的故事，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故事：爱情很简单；人际关系很复杂。阿巴斯引用了14世纪伊朗诗人哈菲兹的诗表述这种情感：爱情是可以重复的，但悲伤却不能重复；爱情每个人都有，但发生的故事却是千奇百怪。他要做的，就是阐释一种“爱情循环”，即在“相同”中展现“不同”。

阿巴斯一直没确定《杭州之恋》主演。姜文表示想出演角色，阿巴斯还见了陈道明和李立群。

2015年10月，阿巴斯来到北京。阿巴斯首先提起了陈凯歌，他们有很长时间的友谊；然后很是推崇侯孝贤，喜欢他的《聂隐娘》；还提及了贾樟柯和张元，推荐了张元的《妈妈》和《疯狂英语》。表示并不看近年来的中国电影。

阿巴斯谈道：“现在全世界电影都是中国人在做，中国人在投资电影，电影在中国热火朝天。”他直言不讳：现在那些垃圾电视剧和其它的一些大众文化现象拉低了人们的审美品位，现在流行的都是那些“连手脚都没有”的畸形商业电影。

（作者系先锋戏剧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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