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刚性社会“内卷化”陷阱
摘要：对各种蓄意犯罪嫌疑人维持高压严打态势无疑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警惕刚性“维稳”所带来的“内卷化”风险。
有时候，一个原本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理论，可以为我们面对和解决社会学领域的问题时提供新的思路。“内卷化”就是这样。
“内卷化”又叫“过密化”，简单来说就是不断增多的投入不仅没有带来更高水平的回报，反而导致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
近来一系列密集发生的社会治安事件，再次推高了“维稳”的压力和投入水平。对各种蓄意犯罪嫌疑人维持高压严打态势无疑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警惕刚性“维稳”所带来的“内卷化”风险：面对此起彼伏的非组织化的“准个人恐怖主义者”，常态化的、如临大敌般的高压“维稳”，常常会陷入高射炮打蚊子的困境，更多的投入可能并不会带来预期中的安全水平的提升，甚至也会出现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效益递减，而且这还没有包括因安保水平提升给社会生活运转带来不便所引发的反弹效应。此外，还可能因对“维稳”的过度投入而削弱解决问题症结所需要的资源。
乔舒亚·雷默在其《不可思议的年代》里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攻守之势已异，危险往往来自于难以想象的方面。在我们这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你可能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力量的格局会如何演化。而且这是一场不对称的较量，恐怖分子花费100万美元就可以制造9·11袭击，但美国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在机场、港口加强安检。而虽然许多国家都派出军舰护航，但是索马里海盗依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袭击美国货船。
在雷默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是由社会体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所内生的。为此，他提出了“沙堆理论”：如果你把一粒粒沙子堆起来，就会形成一个金字塔形的沙堆。刚开始的时候，再往上面放一粒沙子，其他的沙子都会自动调整，整个沙堆会变得更紧密、更稳定，但一旦超过一个临界状态，整个系统就会变得非常不稳定。我们知道最后会有一粒沙子，导致整个沙堆的坍塌，但是我们无法预测，到底哪一粒会是最后一粒沙子。我们的社会正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沙堆，每天都会掉下来新的沙粒，面对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传统的安全策略无法解决这些新的安全问题。
雷默指出，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过分的关注直接的目标，会让人忽视更宽广的背景，而背景往往是更重要的。因此，应对“生化危机”的最好办法，或许不是准备各种备用的疫苗，而是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公共卫生体系；预防地震最好的办法，可能不是投入更多的资源去预测地震，而是让靠近震区的社区更加灵活、更加团结。
在这个“标本兼治”似乎已经成了一句套话的当下，“沙堆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确实没有别的选择，而唯有通过踏实持久的努力将此句看似“无力”的口号落到实处。要根除“准个人恐怖主义者”产生的社会土壤，需要我们改善整个社会生态体系，在更公平正义的氛围中尽力抚平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伤痕，从而化解不断积聚的社会戾气。那些曾为发展付出代价的人们，如果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仇恨的种子说不定哪天就会“开花结果”。
而除了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之外，我们还必须提早关注那些有可能在主流社会范式中无法确认自己角色的人，不要让他们感到被主流社会抛弃，并陷入一种无确定对象的反社会状态。
在这方面，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事件实足为前车之鉴。当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爆发后，整个日本社会感到一个“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因为“无差别杀人的被害者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多数日本人曾经以为，“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
包括作家村上春树在内的日本知识界开始反思，将人驱向如此仇恨心理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精神？而这样的仇恨心理，是突然变异地产生的吗？抑或说，那是“我们自己缔造的体系”必然产生出来的东西？村上春树通过采访沙林毒气案的肇事者写成《地下》一书，试图解析日本社会的运转到底在哪些环节出了问题，制造出自身的攻击者。
曾几何时，日本人普遍保持一个接近乌托邦式的关于未来的信念，“只要努力，事情就会有发展，会好起来。”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这样一个基本概念，“我们为了富裕起来干活。我们的确背负着一些问题，但是当社会自身富裕起来，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然而，时光行至上世纪90年代，切身体悟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会直接给个人带来幸福”的一代人开始登场。他们发现，即使收入成倍增长，地价的增值却远高于它，人们买不起工作单位附近像样的住房。他们的家远在郊外，每天花费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挤在令人窒息的满员列车里上下班。为了偿还房贷加班加点，消耗宝贵的健康与时间。企业竞争过于残酷，都不能正经享用带薪休假。周末假日主要用于休息，以消解疲劳。
由此，不管日本如何在统计数字上夸耀经济繁荣，构成社会的“普通百姓”却很难真实感受到自己拥有相称的富足生活。就像沙漠上的海市蜃楼，不管如何接近，它都始终远远遁去。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无边无际的闭塞感，是丧失目的招致的挫败感。
也因此，在某个时间点，他们开始对被社会体制“接纳”的选项感到踌躇，开始拒绝。他们从一个巨大体制沦落下来，接纳他们的是危险至极的蜘蛛网：反社会的神秘主义宗派。
这是一个重大转换，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样的转换？在村上春树看来，答案明确无误，是日本社会本身丧失了目的。“战后50年，我们如此辛勤劳作，不断追求富足，可结果走到了哪里？我们的社会最终目标所向，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
对居住在大城市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样的一种社会场景和氛围是不是有着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熟悉感？如何化解一个竞争性社会所带来的挫败感，如何通过社会安全网和多元价值观的建设为那些“巨大体制沦落下来”的人提供一个软着陆的机会，是比“维稳”更为艰巨的任务。
和谐社会不全是高压“维稳”的刚性社会，也不是人为粉饰太平的一团和气，而只能是一个可以更好地吸纳社会张力的弹性社会生态系统。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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