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诺奖诗人的抵抗与乡愁
摘要：梁先生在文章最后感慨地说：“爱自己的家乡乃是人性之高贵的一面，何况是感情丰富的诗人？”
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国内的《世界文学》杂志在来年的第一、二期都会发布消息，组织作品专辑介绍获奖作家，这样做已连续多年了。当然，今年是中国作家获奖，估计不会作大篇幅地介绍。
但是，当美籍俄国诗人布罗茨基于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世界文学》迟迟未作介绍，连消息也似乎没有发表，这恐怕跟这位“被流放”到美国的前苏联公民身份不无关系。直到1996年，《世界文学》才在第一期刊出了“布罗茨基作品小辑”。出版于1989年2月的《国际诗坛》倒是选择了他的6首诗作。
前不久，笔者在读书中发现，其实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翻评家、评论家梁实秋先生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曾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这位了不起的大诗人。梁先生晚年居台北，于70年代初应友人之邀，为《中华日报副刊》撰稿，开辟《四宜轩杂记》专栏，发表读书心得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题目《布劳德斯基的悲剧》，虽然所译的诗人名字与今译不同，但一看文章的内容，便知道他讲的就是布罗茨基。
文章显然是由一则“外电”引发的，所以梁先生开门见山地说：“1972年6月19日的《新闻周刊》载苏俄诗人布劳德斯基的被迫害的情形……”这《新闻周刊》应当是英文报刊，因为梁文后面介绍说这一报道有一个俏皮的标题：《诗的不公道》并评论道：所谓“诗的公道”是文学批评上常见的一个术语，如今这个标题是把“公道”改为不公道，好俏皮的讽刺！继而发出感慨：善良无辜的诗人却遭受无理的迫害！
梁文大篇幅地移译了外电报道的文字，甚至可能是全文，该文介绍了布氏遭到“被流放”命运的前因后果：因写诗被判5年苦役，在国家农场里作了18个月铲粪砍柴的工作之后获释，此后7年住在列宁格勒，写作翻译，但苏联当局认为他是“无业游民，社会寄生者”且无可救药，遂把他一脚踢出境外。梁文所引这篇报道的第一段就再现了诗人1964年受苏联女审判官审问的情景：
问：你是做什么的？
答：我是一个诗人。
问：谁说你是一个诗人？谁把你放进诗人之列？
答：没有人。谁又把我放进人类之列？
问：你学习过如何作诗人么？
答：我以为你不能在学校里学习到这个。
问：那么如何学呢？
答：我想这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这样的审问实在是荒唐可笑，使我们对于诗人的遭遇抱更深切的同情。
文中还述及诗人“流亡”命运被确定后的一些经历：
上星期他流亡之后，布劳德斯基和苏联当局还有摩擦。他父母是犹太人，他们为他预备了以色列的签证，希望他在那里定居。但是，布对于犹太民族主义并无兴趣，到了维也纳之后便表明愿赴美国，不要赴以色列。事实上美国密歇根大学已经邀请他做“住校诗人”，据说他亦已接受。他在维也纳等候美国签证的时候，他对这整个事件还是表示一些惶惑。他抱怨地说：“我不愿永久住在外国。我要回到俄国去，那是我唯一的家乡。”
感谢梁先生对这篇报道的“报道”，使我在这个事件的整整40年后仍真切、强烈地感受到一个诗人的不幸命运和他对故国的拳拳之心。梁先生所移译的报道中还引用了世人对布罗茨基的评论：布氏并未公然写反对苏联的诗，（他的诗）完全是非政治性的。一位叫乔治柯兰的哲学教授说：“很可能是，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有重要声誉且蒸蒸日上的人而不是他们的人。”
尤为可贵的是，梁先生对不能容忍异己的专制体制予以了抨击：“他们以为个人无自由，个人自由都被剥夺净尽之后国家才有自由。好像一个自由的国家应该是亿万个奴才来组织成的！”虽然苏联早已解体，但仍值得三复斯言。
梁先生在文章最后感慨地说：“爱自己的家乡乃是人性之高贵的一面，何况是感情丰富的诗人？”亦值得深长思之。
我很遗憾自己没有早生一些年，可以于第一时间读到梁先生这篇文章(梁先生的文章应该是他一读到《新闻周刊》的报道就写下的，但是大陆其时正在“文革”，这样的文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传入的）。我希望今后能在第一时间读到外国作家的动态报道——最好是直接从外文移译的。
（作者系诗人、随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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