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岭”：当代道德精神的高地
■李成
刘醒龙于今年4月推出的长篇新作《蟠虺》，受到读书界的广泛关注与持续好评，8月上海书展上被评为“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图书”之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又于近日落户华中师范大学，刘醒龙今年可谓好事不断。
我读了《蟠虺》，为其内涵渊雅而切近现实、构思曲折而缜密所折服,不由想再读他其他的著作，以更好地了解这位作家。首选当然是他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天行者》。这部长篇当其声名鼎鼎之际，我手头就有一本，但并没有读或者说没有真正读完，因为它的“第一部”即《凤凰琴》，当年以中篇小说独立成篇并获得多种奖项，拍过电影，我是早已读过的，《天行者》是《凤凰琴》的延续与拓展。
但这次读完《天行者》，我一样不忍释手：就像吃到一枚稍带青涩的橄榄果，味道略涩而回味犹甘。“稍带青涩”不是说小说本身不成熟，而是指它的题材和与之相适应的风格。全书分三部，都围绕几个民办教师这一特殊的群体而写，将这一素来在现实与文学艺术当中均被忽视的群体，以这么浓重的笔墨集中地加以描述，可见作者不凡的观察视角和选材能力。
作者巧妙地将所写的几个人物置于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高地——山区某地“界岭”。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山区大都带有特殊性，往往是跟“贫困”、“落后”、“闭塞”等几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也常常跟“淳朴”这个词分不开。作者选择这样的“地方”安置小说中的“主人公”，既是等于给“主人公们”提供了别致（相对独立）而突出的舞台（以“尽情”地展示自己），同时也便于将所写“界岭小学”仅有的三位教师都定位于“民办教师”这一身份（使其更具“典型”性）。
甚至这几个主人公之所以具有特殊的个性与不一般的品行，我们也从这一点上得到一定的理解。“界岭”的三位教师分别是：余校长、邓有米（副校长）、孙四海，另外还有短期在此代过课的张英才（在小说的最后又回到界岭小学）、蓝飞以及来支教的夏雪、骆雨，而在“界岭”与外界之间穿针引线的是乡教育站的“万站长”，加上其他几个人物，一幕幕生动的活剧便在“界岭”这个舞台上展开。
当然不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无非是教学活动、校舍的维修与重建，教师工资的发放与讨要（这里也写到了几位民办教师与“村长”的缠磨与“智斗”），教师的日常生活与姻缘情爱等等。但写来却跌宕起伏，有声有色，因为这其中还有一根贯穿始终的“红线”，那就是几位民办教师对转为公办教师的孜孜以求，以及其意想不到的结果。
小说写到了“界岭小学”教师的三次转正机会，但结局却一次比一次出人意料。第一次，众人一致同意将唯一的转正机会给予各方面都最有资格转正的“余校长”，但余校长提议让给自己患病（且是因工患病）卧床多年、已近奄奄一息的妻子明爱芬，以实现她一直梦寐以求的心愿，结果，明爱芬在拿到表格时含笑逝去；而余、邓、孙三人也没有再要这个转正名额，将之让予来校任教不久，却年轻有为的张英才。第二次，是在余校长主动到省城实验小学借名义上的打工机会观摩取经的情况下，被同样来校不久的（校长助理）蓝飞私下“截留”。第三次，三位教师迎来了普遍转正的机会，却又因遇到要由“民师”出钱购买转正之前工龄的问题而七零八落，已转正的邓有米为了帮余校长缴齐工龄款，而动起了拿建校工程款的回扣的念头，结果因新校舍坍塌，自己却连教师也做不成……这样的结局怎能不令人唏嘘。
小说三个部分对应三次转正机会，一次一个螺旋，演绎出了主人公带有悲情悲壮色彩的坎坷命运，也使人物的性格得以进一步的丰满、凸显。续书不易，但我们说，这部在《凤凰琴》基础上拓展出的《天行者》却是成功的，因为它没有在一个螺旋上徘徊，而是不断掘进，从而达到透现人物灵魂和反映社会现实之深。
“界岭”是“地理学”意义上的高地，但却是物质生活层面的“低地”：民办教师所拿工资之低是惊人的，他们家庭的贫困程度是惊人的，村民的收入之少与学校办学条件之差也都是惊人的；但是，低地有光，这个“光”正发自这几位民办教师身上。他们对“转正”充满期盼，但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却都对教育事业抱持笃定认真的态度，全力以赴，教育和呵护学生超过对待自己的孩子，从生活到学习，可谓无微不至。作者正是以此塑造出了当代道德精神的一座高地，使我们读来，几乎可以将“界岭”视为在当今横流的物欲包围下的一座孤岛，那几位民办教师对教育的执着与操守的严谨让人不能忘怀。
但是，作者显然没有把这几位主人公神圣化，没有把他们写成一心行善的圣人，而是把他们置于平凡人的层面，放在俗人堆里来写，写出了他们不俗的一面与超凡的品格。他们每个人有各自的生活与遭遇，有各自的困境，有各自的心愿乃至“小算盘”，甚至也有愤世嫉俗的牢骚，有自己的脾气，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爱教育、爱学校、爱学生的责任感和对正义的崇仰、对未来的追求与憧憬始终都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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