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资三调：进场、救场与出局

资深媒体人 苏琦

    前度刘郎今又来，各地近来又纷纷推出万亿级的稳增长投资计划。不过与上一轮刺激不同的是，各地政府纷纷开门揖客，热烈欢迎民企参与新一轮投资，颇让后者有受宠若惊之感。
    欢迎民资进场，地方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主要原因就是“差钱”，因此民资的进场也就有了救场的意思。
    回首一部改革开放史，不难发现，民资的每次进场都或多或少有着救场的意思，而每次救完场，也都似乎难逃一些风雨和波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知青大批回城，国有和集体部门全部加起来，也无法容纳他们就业，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回城知青为就业冲击政府的事件。不得已，各级政府默许回城知青“自谋职业”，个体户由此产生，进而又随着雇工人数的不断突破导致民营经济的登堂入室。但民营经济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风调雨顺，一个靠“傻子瓜子”发家的年广久居然也要邓小平亲自发话才能保得下来。
    除了吸纳就业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自民间的资金还大大缓解了一些基础产业的投资瓶颈，其中山西的煤炭行业即为明显的一例。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对山西煤炭能源发展的基本策略是 “有水快流”，鼓励中央、地方、集体、个体一起上。放开的政策导致从1981到1985年间山西乡镇企业年增长39.7%，村与村以下企业数目高于全国平均2至3个百分点。这几乎颠覆了人们所熟知的乡镇企业一律发端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固有认知。
    经过数年的高歌猛进之后，随着煤炭产量的节节提升，大约到1987年，山西煤炭产量开始超过火车的运量，第一波山西的煤炭行情开始回落。当煤炭产能超过运能之后，压缩限产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在这个过程中，乡镇煤矿由于身份所限一直是压缩限产的首选对象。除去硬性的压缩限产之外，由于运力紧张，它们在运输方面也遭遇了歧视性待遇。接下来，由于受宏观调控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阶段，煤老板们也进入了一段蛰伏期。
    在这波煤炭开发的热潮中，不少温州小老板的建筑队来到山西，参与了不少矿井的施工建设，这为他们后来大规模参与山西煤炭开发埋下了伏笔。上世纪90年代末，面对静寂的煤炭行业，山西各级主政者们出于财政吃紧普遍陷入了焦虑之中，各项招徕民营资本进入煤炭领域的优惠措施相继出台。而作为激励措施的一种，当时也规定招商引资有所成的官员可以在相关煤矿中拥有若干股份，因此，后来广为世人所诟病的民煤官股的局面也并非完全是煤老板主动“报效”所致，而有着其历史的政经根源。
    从2001年开始，随着煤炭价格由历史低谷逐渐走向复苏，煤炭资源大省山西的民间资本市场逐渐活跃起来。大量民资涌入煤炭行业，数以万计的投资客开始涉足政府煤炭市场，这其中来自温州的煤老板成为颇令人瞩目的一群人。一方面是过去就熟悉煤炭，此次前来属于轻车熟路，另一方面是随着沿海地区环保力度的加大，不少温州小老板所从事的行业成为整肃的对象，又挤出了不少资金前来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升温，煤炭财富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伴随而生的是动辄身家过亿的煤老板群体。后面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盛极而衰，随着整合大潮的来临，民间资本很快出局，而煤老板一词也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类似的剧情在公用事业领域也屡见不鲜。当水电气等管网改造需要巨额资金时，此时愿意进场的外企和民企往往会被视为救场明星，而当这些改造成本转化为价格上涨时，面对民情汹涌，财政上缓过劲儿来的管理者无一不祭出再国有化的法宝，而那些暂时还是囊中羞涩的管理者则会选择“说服”相关企业在兼顾市场原则的同时多做一些政治正确的事情，导致它们终归会因“入不敷出”的前景而主动告退。从进场、救场到出局，民资似乎总是难以摆脱这一历史宿命般的三部曲。
    顾雏军近日的出狱，再次勾起了人们对上一波国企改革的回忆。如今不少人更多倾向于以负面的眼光看待当年的国企改革攻坚，将其描绘为一场或国企领导者自肥，或民企瓜分国有资产的伤心往事，却忘了如果没有民资的进场接盘，当年的“抓大放小”的“小”往哪里放，而如果没有民营企业的分流，在当年社保体系付诸阙如的情形下，那么多下岗职工将对社会稳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民企的接盘，才使得国企的“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成为可能。瘦身后的国企轻装上阵，一摆颓势，并在“放水养鱼”政策指引下长期享有免缴红利的优惠，加之倾斜性的产业政策等种种利好，终于在新世纪初年重振雄风，再度成为“执政之基”，并进而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中成为投资的主力军。而民企则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局面：扩张期无缘的基建大单，紧缩期率先成为去过剩产能的牺牲品。
    此番民资再度进场，与房地产调控下土地财政不彰，进而导致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剧减，以及国企利润下滑投资乏力有着很大关系，因而救场的气息从一开始就比较浓厚。但一则民资本身是否应该跻身这些投资周期长的基建项目尚有争论，二来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主要靠消费拉动的阶段，一而再、再而三从供给端着手，显非对症下药之道。换句话说，针对基建的再发力本身可能已是资源错配，而民资的进场则可能会加剧这种扭曲。
    因此，与其张开双臂欢迎民资进入基建投资领域，不若从需求端入手，主动放开医院、学校、金融等长期无法满足民众需求的领域让民资进场，一方面充分拉抬民间的消费需求，真正实现以需定产、以需定建，避免产能屡屡过剩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通过这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就业提供，来催生新的可持续的内需。
    民资何时能摆脱进场、救场与出局的轮回，真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力军，关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走向，值得各方戮力求解以期修得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