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谈判肇造民国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1911年，中国的历史发生改变。做出这个论断，显然不仅是因为那场发生在武昌的“偶然”起义，还因为之后发生的一切，尤其是南北两造学着在谈判桌上决定中国的命运，而不是与以往一样，用拳头说话。
    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一个节点，因为终于有这么一个时刻，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依靠暴力来改变，拳头最硬者没有能够主导一切，暴力逻辑终于失去它霸占了两千年的席位。
    虽然只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人们还是应该感谢武昌起义，这样一场类似于擦枪走火的起义使得中国的各个政治派别终于能够最终坐在桌前，让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也为自己的派别寻找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出路。
南北议和
    唐绍仪，19岁那年从美国中断留学生涯返回大清国时，应该不会想到30年后，自己会成为左右中国命运，并且是站在前台左右中国命运的人之一。
    因为之前在多次对外交涉事件中的卓越表现，唐绍仪彼时已经深得掌控清廷实权的总理大臣袁世凯的信任，而被委以清廷谈判代表重任。
    没有证据显示唐绍仪获得任命时就已经心向民军，我们只知道是他说服袁世凯接受南方提出在上海举行和议的要求。
    不过，显然唐绍仪在当时的沪上不受欢迎，1911年12月16日，上海租界宁波路墙上的揭帖中有这样的词句：“走狗唐绍仪胆敢来沪议和，一定将他打死，反对打死他的人不是同胞，凡撕下此通告者也该杀。”
    好在唐绍仪安然无恙地参与了南北议和，只是，他要面对的是不在北方亦即清廷设想中的严苛条件。
    武昌起义一个月后，黎元洪对记者描述中国的未来将是“一个以美利坚合众国为蓝本而建立的未来的联邦共和国”，几乎同一时期，袁世凯在资政院强调自己主张君主立宪。
    吊诡的是12月7日唐绍仪领命南下议和时从袁世凯处得到的指令却已经是“君主共和立宪制”：大清帝国改号中华联邦共和国；皇帝改为国王；各省改为中华联邦，组织共和政府，包含蒙、藏、青；由各省选举议员组织上、下两院，公选大总统以为行政机关；行政之权统归大总统统揽，国王处宪法上之特别地位，不得干预政事；国王例为世袭，但大总统以4年为任期……司法机关为独立，归裁判所管辖……
    这个与共和制只区别在有无一个虚位的国王上的方案，袁世凯以为南方会予以接收，但是唐绍仪一到武昌，黎元洪提出的四点建议是：推翻满清、优待皇室、厚待满人、统一各省。在这个建议中，保留清帝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事实上唐绍仪早就将“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作为谈判的指导方针，因为同乡之谊更是因为对天下大势的基本共识，唐绍仪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的谈判完全没有剑拔弩张、锱铢必较的味道，而更像是一场早已达成默契的协商。12月18日到31日总共举行的五次会议构成了和议的第一阶段，停战、政体、国民会议达成共识，唐绍仪甚至对伍廷芳称双方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的宗旨，而是寻求和平实现的方法。
    共和政体成为和议的前提，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如不承认共和，无从开议。”
    袁世凯在回复中说：“近日体察各国情形，皆不赞成共和，日本因恐波及，尤以全力反对，如再相持，人必干预，大局益危，亟宜从速自家解决，冀免分裂，况十九信条已具共和性质，君主民主两相维持，即可保全危局，何苦牢守成见，空争名义……”
    作为清廷议和代表，唐绍仪对于南方民军的让步被北方代表团其他成员视为叛卖，12月29日，南下和议代表之一许鼎霖给赵尔巽写信：“此次议和，实误于唐大臣过于胆怯。两次开议，皆存逆来顺受之心，是以革党得步进步，不至共和不已。”
    我们有理由相信唐绍仪作为谈判代表的专业性，那么由此也就应该相信，唐绍仪对于共和的暗地甚至明确赞同其实是来自于袁世凯的准许与支持。
和谈之外
    事实上，在唐绍仪与伍廷芳的和谈之外，还有来自双方阵营的另外一组和谈对象在进行斡旋。
    北方派出的代表是廖宇春，南方派出的代表是黄兴任命的顾忠琛，为了相互区别，唐梁的和谈被称为“文和谈”，自然，廖顾之间就被称为“武和谈”。尽管我们不能否定文和谈的历史功绩，但是显然，武和谈或许更具实质性。廖宇春与顾忠琛之间的和谈决定了北洋派、立宪派以及革命派选择了一个共同的归途。
    廖宇春在秘密和谈时说：“中国人民无爱戴君主思想，已非一日，其故一由皇统无血族之关系，一由君主无爱戴之价值。今民军进种族革命，而为政治革命，用意极为正大。”廖氏直言不愿为清帝而战，只要袁世凯做总统。事实上，唐绍仪本人所秉持的谈判方针也是“拥袁共和”。
    双方的妥协使得谈判有了成果，因为两造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主要目标，南方要确定共和政体，北方要让袁世凯做总统。
    南北和谈持续到1912年1月末，段祺瑞等47名北洋将领联名电奏清廷速定共和。死后被民国政府褒奖为女中尧舜的隆裕皇太后签发了清帝逊位诏书，廷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退场，中国也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实现共和，没有过去改朝换代时必然出现的流血与杀戮，这要归功于武昌起义的枪声所引发的不是毫无限制的暴力革命，而是一场有限变革。各方势力都在其中寻找最大的共识，并且在维护社会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寻求制度的突破。
    没有大破大立的兴师动众，而是局限于某种特定领域的变动使得和平谈判成为可能，并且，人们荣幸地看到，和平谈判反过来使得这场变革的发展越来越朝向正面。彼此妥协、退让、博弈，没有全输也没有全赢，用最小的社会成本换来最大的社会收益，谈判肇造民国，也开启了中国的新一页历史。
    只是，那一页历史的创造者们尽管心中洋溢着责任感、使命感与荣誉感，但是他们的设计并未使得中国能够从此真的如歌中所唱的那样“东亚称雄”。
    尽管南北和议是一次成功的民主实践，但是在之后更为纷繁复杂的各种事件中，南北双方似乎都没有坚守民主政治的底线，皇朝时代的权谋之术成为各方势力的撒手锏，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成为新的破坏者，于是，更大的分歧与决裂迟早都会发生。
    历史告诉人们，这一天很快就已经来临，1917年7月，孙文重新掀起护法运动，中国重陷南北对峙。
    1919年，唐绍仪再一次成为南北和议的谈判代表，只不过，这一次，他代表的是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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