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记忆
来源：华夏时报
发布时间：2014-03-14 23:31:00
摘要：今年3月15日，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30年，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
今年3月15日，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日。30年，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1984－2014，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以来的三十年，却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三十年。硕果累累，来之不易。回首三十年前的那些日日夜夜，总有些经典难忘的瞬间，凝成8500多万中国残疾人的集体记忆。深情的讲述，不灭的记忆，诠释了那一代残疾人工作者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爱心和责任，并注定将穿越历史，牢刻在历史的坐标上。对此，本报特刊发本报记者采写的十一位重要历史见证人从不同角度回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章，以资纪念。现在，让我们静下心，听。
林泰
三个募捐的故事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自1984年成立以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走过了30年的历程。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已经成为全国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大型基金会。但是，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基金会成立之初，条件非常困难，既无办公地点，也缺少工作人员，更面临资金不足、体制机构不健全、缺少专业性的人才等各种困难和挑战。
我从1959年调到内务部（后改民政部）从事社会福利和残疾人工作，到1988年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再到1991年退休。可以说，我把一辈子都献给了中国的残疾人事业。我觉得，既然选择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就意味着选择了残疾人事业，也就意味着选择了爱心和奉献。我这些年记忆最深的事，就是我为基金会三次募捐的事。
第一件募捐发生在1988年，当时基金会成立才四年多，虽然各项工作都步入了正轨，但由于残疾人服务还是一副百“业”待兴的局面，资金缺口也非常大。那年我去温州募捐，有一个企业家要捐50万元，当时公益慈善观念还不太普及，捐款的人啥想法都有。这个企业家的想法非常奇怪，“有机会，你让我与邓朴方同志合张影就行了!”
当时，我就答应下来了，就是见个面合张影嘛，机会还不多得是。终于，过了有两个多月吧，在京西宾馆有个活动，当时朴方也参加了，我就把这个企业家请了过来，这才完成他的心愿。
1991年，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又被返聘为“特邀顾问”，还是闲不下来。顾问顾问，那就要顾，就要问。这期间，有个温州的企业家晚上给我打电话，说要给基金会捐款100万元。当时我听了非常高兴，我就问他有何要求。他说：“我要求朴方同志能够亲自到温州来接见我一下。”
听罢此话，我马上就明白了他的“醉翁之意”。朴方要是去温州，当地领导肯定要出面嘛，他就可以借此与当地领导拉上关系了，企业也就可以得到地方的惠顾了。
第二天，我就把这事儿报告给了朴方同志，他当时就答应了，还说：“别说100万，50万我也去！”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成立不久的基金会非常缺乏资金。再说，当年1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哟，可以为残疾人做好多事。
另一个有关募捐的事是与聋儿康复有关的。2003年，我的朋友万敏搬到中国聋儿康复中心隔壁工作，突然看到那么多出出进进中心的残障孩子，心里很是难过，便决心要为残疾儿童做点事情。她希望我能帮助她，因为她知道我一直在做聋儿康复工作，是聋儿康复中心的第一任主任。不久，她就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听力行业协会——北京听力协会，还邀请我做名誉会长。
因为我曾担任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她就想是否能与基金会一起合作把聋儿康复工作做得更大些，改变残障儿童“十聋九哑”的状况，通过高科技仪器和科学系统的训练，是完全可能做到“十聋九不哑”的。于是，通过我的牵线，她捐了100万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与当年相比，如今基金会在筹资能力与方式、援助范围与力度、公益项目数量与质量等各个方面都实现了长足进步，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但俗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我希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能以出色的成绩让中国残疾人事业绽放新的光彩。
周敬东
一个基金会老兵的心声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整理
我是一个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了8年的老同志，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朴方等基金会的老兵们共同战斗的岁月，那些过往情景仍历历在目。
1987年，为了筹备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朴方请求中组部推荐干部，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在煤炭工业部任干部司副司长。5月的一天，于洪恩部长找我谈话，调我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为了调我，朴方是被人抬到3楼于部长办公室的，我被朴方的诚意深深打动，7月，告别了我所熟悉的煤炭行业，来到了基金会。
报到那天，朴方语重心长地说，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关注、关爱和帮助，我们应当责无旁贷地高举人道主义旗帜，动员社会为他们做点实事。但是目前我国的残疾人事业滞后于社会发展，因此这是一项既光荣又艰苦的工作，作为共产党员要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精神。朴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鼓舞我投入到一项崭新而又陌生的事业中去。
1987年7月，我担任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党组副书记，继而兼任了秘书长、副理事长，主管基金达8年之久。这期间，进进出出上亿元资金的流动没有闪失，我们这枚印章可谓之廉洁的印章，我为之欣慰。严谨的管理制度固然重要，人的素质也同样重要，基金会的同仁们良好的素质，一丝不苟的执行制度，人道廉洁的操守令人称道和敬佩。
1995年，我调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工作，离开时，朴方说，敬东管了8年基金，没有出现一分钱的问题，了不起！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评价比这更高呢？
我现在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特邀理事，回头看基金会在风风雨雨中走过的30年，而立之年的基金会已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誉满天下了。她犹如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的一座山，远看成岭侧成峰，近看与其他不同，她既有雄壮的风采，也有朴素的品格；她有心怀全局的大气，也有人才荟萃的灵秀。我在深深眷恋的同时，也有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感慨，因为她具有有别于其他基金会的五大特征：时代性、社会性、坚定性、规范性和务实性。
我衷心地祈望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越办越好！并深信不疑，我为之奋斗过的残疾人事业，一定会更加深入人心，更加深刻而广泛地得到社会的尊重、理解和支持。
胡祖荣
撑起人生的标杆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整理
上个世纪60年代，一个叫胡祖荣的上海青年，曾经吸引了亚洲甚至全世界的目光：1964年他以4.58米的成绩成为亚洲撑竿跳高史上采用金属杆跳得最高的运动员，曾获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和第二届全运会冠军。自从1962年起，他先后5次刷新全国纪录，最高成绩达4.90米。然而1971年在一次训练中，胡祖荣意外受伤而不幸截瘫，但挫折并没有压倒他，在身体残疾告别赛场后，他把人生标杆撑向了新的高度。
胡祖荣转而从事体育科学研究工作，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困难，著书立说，撰写了《身体训练1400例》、《撑竿跳高》两本专业书籍，先后参与编写了《残疾人与体育》、《中国残疾人手册》、《中国体育大词典》等有关体育著作，继续为我国体育事业做贡献。
在1983年的一天，胡祖荣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王鲁光打来的，说朴方正在自己的家里，想见见他，胡祖荣欣然前往。正是这次见面，让胡祖荣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
1984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加入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后，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然因为受伤离开了体育赛场，但还能为残疾人朋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胡祖荣说。
胡祖荣在担任理事三十年来，为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等呼吁、奔走，为基金会发展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比如1984年，胡祖荣为国内引进了第一批篮球轮椅，随即国内成立了第一支轮椅篮球队，填补了我国残疾人体育运动史上的一项空白。再如1999年，胡祖荣通过美国儿童基金会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了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捐给了湖北洪涝灾区的残疾人。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30年来能取得巨大的成绩，除了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大力扶持外，关键是基金会弘扬了一贯的人道主义精神，坚持了奉献爱心，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的使命。”基金会工作人员给胡祖荣的印象一直是朴实、勤奋和清廉，早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外出办公都是骑自行车，中午时就在外面的小饭馆随便吃点面条之类的快餐。
“朴方自己到处跑来跑去，了解残疾人的情况，做调查研究，我是个残疾人，我能理解他有多么不容易。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处看看，哪里残疾人进不去，哪里没有无障碍设施，他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就会提很多建议，整个城市的无障碍建设可能就会得到改善。”
胡祖荣说，多年来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他非常关心和照顾，对他的生活等各个方面都照顾有加。胡祖荣1967年结婚，他的爱人是国家羽毛球队的队医，他现在住的房子内外结构均是方便进出的无障碍设计。
“从一个残疾人的视角观看社会现状，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全社会对残疾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残疾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关爱残疾人的和谐的社会气氛日益浓厚。”胡祖荣觉得基金会的工作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打动人心，取得大家的同情心、爱心、善心和社会的支持，基金会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以人为本，赢得人心的结果。
王宇红
我的哥哥王鲁光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对于王宇红来说，哥哥王鲁光永远都未离去。每每遇到来访者向她问起关于王鲁光的往事，她的叙述都会从那场车祸开始。
那场车祸改变了王鲁光的命运，也让王宇红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
王鲁光被公交车撞倒导致“4—5胸椎错位合并完全性截瘫”，一张诊断书将王鲁光的人生之路拦腰斩断。
高位截瘫的王鲁光在病床上陷入绝望，直到他结识了隔壁病房中另一位高位截瘫的病人——邓朴方。
他们成了朋友，王宇红说自己第一次见到邓朴方就是在301医院的病房里。那时王宇红还是个小姑娘。她记得每到星期天，自己就带着母亲做好的菜送到医院给哥哥改善生活。那时候她常常看到邓朴方与哥哥，两个高位截瘫的病友在交谈。
身为病友时结下的友谊，在不久之后成为两个人开始一项共同的事业的基础。学理的邓朴方与学工的王鲁光都失去了自己的专业，但是他们找到了自己能从事的新的事业。
王宇红记得哥哥说过邓朴方是钢筋铁骨，这句话有两层意思，既是说他的身体也是说他的精神。在体验到西方先进的康复技术与理念之后，邓朴方希望让中国的残疾人也能接受康复治疗。
1983年3月15日，邓朴方与王鲁光发起成立了“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他们两个人一起拜访了当时在社会各界影响颇大的八老：李维汉、胡子昂、季方、赵朴初、黄鼎臣、华罗庚、吴作人、张邦英，其中有好几位老人他们都是数次登门拜访。
对残疾人事业的虔诚和热情终于感动了几个老人。八位社会贤达联名给民政部写信倡议成立“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王鲁光主持了会徽的设计，整体形状是一朵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会徽象征着残疾人自强、自立的精神；五瓣相连的梅花，同时也象征着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
1988年建成的康复中心是中国第一个康复中心，也是世界一流的康复中心，王宇红说这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在邓朴方与王鲁光的呼吁之下，在中国沿用多年的有歧视之意的“残废人”这一称呼被中性的“残疾人”取代，这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问题，更是观念的进步。
1984年3月15日，由于社会各界的支持，经国务院批准,一个全国性的为残疾人服务的社会福利团体——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式成立。
王宇红记得哥哥那天流泪了。在开始从事残疾人事业之后，王鲁光哭过两次，一次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之时，另一次就是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建成之时。
王宇红想起哥哥的时候有时也会流泪，她想起哥哥躺在床上时的无助时眼角就总是湿的。王宇红见证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她也已加入到中国残疾人事业中来，为哥哥未完成的事业贡献一份心力。
贺邯生
为残疾人奔走募款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贺邯生还跟以前一样，声音洪亮，身体健壮。看到他现在的样子，不难想象他当年是如何骑着一辆摩托车在北京街头驶过，为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而奔走。
这辆摩托车也出现在基金会许多“老人儿”的记忆中。其中就包括骑着摩托车上机场为赶飞机的华侨送还遗失的手包，后者深受感动为基金会捐款的“事迹”。
“老人儿”们都习惯称贺邯生为“老贺”，透着亲近。老贺确也平易近人，像个邻家大爷。
老贺关于基金会的回忆就是创建时的艰苦。
1983年8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组成立，民政部派来四位干部，其余的都是靠熟人介绍来帮忙的朋友，除了民政部的四位干部在民政部领工资外，其他人员一概没有工资，连补助都没有。1983年11月，国务院批复了民政部、卫生部的请示报告，并拨款2600万元建设康复中心。
国管局在建国门富建胡同拨了一套房子，因为“八老”的倡议，康复中心以及福利基金会的创建受到多个部门的重视，中直机关给他们一些旧家具，军委军直机关给他们一些旧地毯，中国第一个康复中心就是这么慢慢建成的。当时军直还给了一辆非常旧的汽车，车牌是172，经常抛锚。老贺还是习惯骑他的那辆摩托。
启动资金是一位爱国华侨捐的5000元港币，还捐赠了一辆面包车、一台复印机。后来又有了一笔大额捐款，就是首钢捐的100万元人民币。
这笔钱谁都不能动，连去餐厅吃一顿饭的念头都没有。中午的饭是大家早晨上班时各自从家里带来的。老贺身上还有更重的担子。他需四处奔走募款。
为了募款，当时邓朴方与王鲁光向书画家求字求画用于义卖，老贺记得当时香港商界非常喜欢来自内地书画名家的作品，再加上他们本来就有心为内地残疾人事业出一份力，所以来自香港的捐款很多。
在基金会内部，老贺的募款能力为人称道，很多年之后，他说起曾经的一段往事还忍不住又气又笑，在完成了当年的募款任务之后，他很开心地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一个同事，同事又很不小心地透露给领导，于是，领导出面，给老贺又加了一倍的任务，老贺咬着牙完成之后，同事又很不小心地把消息透露出去，于是，领导又给老贺的任务量加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翻倍之后的任务。老贺完成了，现在说起这件事，他仍然会有一点情绪激动，不过看得出来，那激动中带着几分自豪，因为，他知道，多募来的钱，能为残疾人解决更多的困难。
薛恩元
两个特殊的日子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整理
人的一生总有许多事情难以忘怀。离休这些年，心静下来的时候，在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情景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逝去的岁月，仿佛就在眼前。
有人称我是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元老，话倒是不假。因为从第一次会议，到筹备组的工作，再到基金会的成立，其中都有我的身影。但我觉得，残疾人事业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工作而已。
我做了一辈子残疾人工作，我对残疾人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有很多难以忘怀的瞬间。要说最难忘的，有两个日子我的记忆深刻。
一是1983 年4 月22 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朴方去加拿大接受治疗，国外先进的康复设施和技术深深刺激了他，他决定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此，他和王鲁光拖着病残之躯奔走呼吁，并获得了民政部的支持，我也因此到了他们两人手下工作。
筹备期间，我们没有办公地点，只能在王鲁光家开会，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情形，我跟着李正（时任民政部盲聋哑协会秘书长）来到王鲁光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四个人：邓朴方、李正、王鲁光和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朴方说明了自己在国外接受康复治疗的情况，提出建一个中国自己的康复中心，提高国内康复水平的设想。王鲁光提出，香港和台湾有复康中心，中国内地康复中心应当如何命名，讨论决定采用“康复”的习惯用法。从鲁光家里走出来时，已是子夜时分，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时刻，提醒自己记下了这一天：1983 年4 月22 日。后来，“四人会议”每周开一次，一直持续到当年8月。
二是1987 年6 月29 日。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为残疾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组织医疗队奔赴各地为小儿麻痹患者进行儿麻手术，为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为聋儿进行语言训练等，还组织了“第一届国际康复学术报告会”，确立了康复在国内“第三医学”的地位。
1987 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夫妇访问中国，在与邓小平的会谈中，邓小平谈到了需要改进对中国残疾人服务的问题，引起了卡特夫妇的注意。之后，中美达成残疾人扶助合作项目的意向，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可以说，这份合作意向书起初并没有在卡特访华的议程内”，所以我是在接到了临时通知之后，才前往参加意向书签字仪式的，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一天是1987 年6 月29 日。
第二年，我以中方项目主任身份率团访美，就项目计划和援助资金进行谈判，项目基金最后商定为1502010 美元。1991 年4 月，这个项目顺利完成，初步形成了我国最先进的假肢零部件生产线、一座假肢装配中心和检测中心。卡特对项目完成效果很满意，亲自来北京参加落成典礼。
转眼间30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今非昔比，我一直在关注它的发展，我以为基金会无论在资金募集、资金保值增值，还是资金的使用、资金的监管上，都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在这个春天的日子，祝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春风得意马蹄疾”，“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李继烈
康辉的事业永远与残疾人事业连在一起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岳巍 北京报道
2007年开始，康辉集团分五年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100万元，用于建立“康辉爱心助残基金”。2013年，这一基金得以延续。这是康辉集团以实际行动向世人标明他们的立场，就像康辉集团董事长李继烈说的那样，康辉的事业永远与残疾人事业连在一起。
作为康辉集团董事长，李继烈与中国残疾人事业的渊源上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
1985年李继烈就任康辉旅行社总经理时，康辉旅行社本身就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为了中国残疾人事业而创办的。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为了解决资金紧缺难题，经有关部门批准，基金会在1984年10月兴办了中国康辉旅行社。此后康辉旅行社就成为由基金会直接领导的企业。
组建中国康辉旅行社不仅是为发展残疾人事业筹集资金，更重要的是服务于残疾人事业参与国际交流，一方面是接待来访的世界各国残疾人组织和爱心人士，另一方面安排残疾人的先进代表到国外考察交流，还要承担开拓国际合作项目、引进资金和技术等重任。
康辉旅行社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与中国和世界残疾人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就肩负着为残疾人服务的光荣使命。
李继烈对于1986 年4月，中国康辉旅行社接待加拿大著名残疾人运动员里克·汉森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里克·汉森是世界上第一位以手摇轮椅作环球旅行的残疾人。为了推进残疾人康复事业和体育运动，他从1985年3月21日开始环绕世界旅行，历时一年半，行程数万公里，到达了22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境内行程1700公里。4月13 日，汉森驱轮椅奋力登上了长城烽火台。离开北京后，又途经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市，于5月2日到上海，5月4日离开中国。
李继烈把这次接待看做是康辉事业的一个里程碑，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康辉旅行社协助邓朴方多次率基金会代表团出访、参加残疾人组织的国际会议与活动、参观世界各国残疾人康复设施、会见各国从事残疾人事业的友人。此后每年中国残疾人出访、世界各国残疾人来华，基本上都是由康辉旅行社负责接待。
当初为了康辉的发展，邓朴方亲自帮助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李继烈记得邓朴方曾在一个夜晚坐着轮椅、被推上高台阶，来到当时国家旅游局长韩克华家，为康辉争取国家一类社，以便向全国发展。韩克华同志感动地说：“朴方同志，为残疾人办事，我应该去看你。”
全国旅游局长会议期间，邓朴方专程赶到会场，宴请有康辉分社的四个省市旅游局长，希望他们支持当地康辉的工作。20年过去了，康辉的隶属关系已经几度变更，但不管作为国家旅游局直属企业的年代，还是作为首旅集团成员期间，朴方同志都始终关心着康辉。至今他走到全国各地，还会向省市领导询问当地有没有康辉，希望地方领导支持康辉的发展。说到此处，李继烈对邓朴方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康辉旅行社的LOGO来源于基金会的会徽，李继烈对此非常自豪。基金会的会徽整体形状是一朵梅花，取“梅花香自苦寒来”之意，象征着残疾人自强、自立的精神；五瓣相连的梅花，像是5个人拉着手，表现了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中间以“残疾人”首字母“CJR”变形为一个“人”字，寓意“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是基金会坚守的中心思想。
康辉旅行社的LOGO，只是把图案中央的字母换成了“中国康辉旅游”的英文编写“CCT”。这也说明了康辉与基金会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李继烈说：“康辉人始终要有‘残疾人情结’，永远记得康辉是为了残疾人的事业创建的。”
刘鸿钦
难忘的富建胡同一号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整理
今年3月15日，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纪念日，往事如烟，当那弥漫的烟雾消尽时，我庆幸我仍然还能以八十高龄在这里回忆逝去的岁月。
记得是1983年春夏之际，我正在办公室忙于工作，领导突然告诉我说选派我参加基金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我在民政部人事处工作，只知道有盲人聋哑协会，对于基金会毫无了解，我担心不能胜任。”但是，经过再三考虑，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和安排，抱着试试看的思想就去报到了。
开始，我白天仍在民政部上班，晚上到王鲁光家客厅工作。记得那时每天傍晚，邓朴方同志的车就在我们楼下等我，然后一同去王鲁光家。因为带孩子，有几次我都迟到了，但邓朴方同志一点也没有责备我，让我很感动。
邓朴方和王鲁光两人都是重残之躯，夜以继日地为基金会筹备工作忙碌着。他们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也没有高干子弟的味道，所以我工作虽然很累，但很舒心，也很快乐。
1983年8月，刚刚组建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组无处办公，国管局就把富建胡同一号的一套破旧的房子和几张办公桌椅拨给了我们。我们打扫干净，又借来桌椅和一台打字机，这里就成为基金会的第一个“家”。
正是在富建胡同一号，我才深刻认识到了为残疾人工作和服务的使命和意义；也正是在富建胡同一号，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种子开始发芽。
在富建胡同一号，有三件事让我特别难忘。一是在这里，基金会接受了第一笔由一位爱国华侨捐献的5000元人民币。鲁光当时是秘书长，他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我们哪怕买一支笔都要经过他的批准。“要让每一分钱都要发挥对残疾人的作用。”鲁光说。
二是在富建胡同一号我们度过了基金会成立以来的第一个春节。当时，朴方从家里拿来几瓶红酒，鲁光从家里拿来一筐苹果，有的同志从家里拿来面板、擀面杖，从邻居那里借来盘子和碗筷，大家凑钱买了肉、面、菜，大家一齐动手包了顿饺子。“当时我想，这不仅仅是包饺子啊，更是包着对基金会未来的希望，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祝福啊。”
最让我感动的是朴方同志。这个小院因常年无人居住，取暖条件不好，到了冬天实在冷，朴方就自己掏钱让人买了一个电褥子铺在床上取暖，有时发着高烧朴方还坚持上班。要知道，他可是腰部以下都失去知觉的病人啊。
还有就是在这个小院里，1983年11月，国务院批复了民政部、卫生部的请示报告，并拨款2600万元，组建康复中心。消息传来，小院都沸腾了，当时还是冬天，但筹备组全体人员的心却是热的，似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感受到了为残疾人服务的事业正在迈向兴旺之路。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已经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茁壮而健康，被民政部评为5A级基金会，这是非常令人振奋和高兴的，但不能沾沾自喜，我希望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鲁光同志设计的会徽的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
罗瑜
责任感的召唤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整理
我是1985年初到基金会工作的，当时基金会成立还不到一年，连自己的“窝”都没有，只能在临时租借的白广路上民政干部管理学院的几间房子里办公。工作人员有30多人，除了几个是从民政部、中办、北京市委调来的干部外，其余都是自己来帮忙的，我们称他们为“志愿工作者”。
“为残疾人工作，你有什么样的感受？”从我到基金会工作一直到退休，甚至是现在完全闲下来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次问自己这个问题了，但答案却没有一次能让我满意，因为最真实的感受很难用语言表达的。
如果真要表达的话，我感觉在基金会为残疾人工作的这些年，是上苍给予我人生的慷慨馈赠。这些年里，我始终浸润在残疾人的世界里，从陌生到熟悉，从按部就班到追求创新，我分明感受到，为残疾人工作和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已浸入我的血液里。
做残疾人工作是与其他工作是不一样的。首先要看是否热爱残疾人，热爱残疾人事业，是否愿意满腔热情地为残疾人和残疾人事业服务。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在基金会初建时期，工作条件艰苦，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同事们相互谦让，没有怨言；外出办事和上下班没有班车，就靠一辆自行车；加班加点，没有报酬，也没有工作餐，同志们仍是干劲十足。“你问为什么？还是那句话：责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人手少，工作量又大，每个人工作都很紧张，常常没时间喝水、看报。外单位来基金会办事的同志无不感叹：“没想到中残联机关这样朝气蓬勃！”呵呵，我们成了榜样了。
人事部门的工作更是繁杂，除要做好基金会领导交给的任务外，还有大量日常工作需要及时完成，包括机构和人员编制管理、领导班子建设、干部的任免、调动、招聘、档案、考察、培训、奖惩、工资、福利以及职称评定、离退休干部服务等，每一项工作都关系到每个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我的压力非常大，因为这是关系到能否调动每个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关系到队伍能否稳定，关系到能否为残疾人事业提供有力保证的大事。”
值得高兴的是，在基金会的领导下，我没有给残疾人事业丢脸，人事工作进行地有条不紊，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要说经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作为人事干部对每项工作都要做到客观、公正、公道、正派、一视同仁、实事求是，深入细致，调查研究，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
今天，在热烈庆祝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30周年之际，看到我国残疾人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我感到十分高兴。作为一名有着46年党龄的党员，我有幸在基金会建设发展时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我国残疾人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点力量，感到由衷地欣慰。
衷心祝愿残疾人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残疾人事业有越来越辉煌的成就和发展。
律曼华
生活中的邓朴方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马广志 整理
我1983年4月被组织上（当时我在民政部工作）调去给邓朴方同志做联络员。当时，邓朴方和王鲁光正在为筹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四处奔波，需要与政府各部门尤其是民政部的沟通和协调。
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心里倒没啥胆怯和不自信。因为与其他人相比，我可能更有条件做好这件工作：我有一个残疾人的弟弟，对残疾人生活有更多的理解；而且我还担任过多年的外科护士，也有一定的护理经验。
从时间上说，我觉得基金会正式成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3年4月到8月，称为基金会筹备小组的筹备阶段，这个阶段在王鲁光家里办公，每周二晚上都要召开会议，讨论和制定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第二阶段从1983年8月到1984年的3月15日。这个阶段是从民政部正式批文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备领导小组”， 到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再到基金会正式成立。在这个阶段，筹备小组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建国门富建胡同一号。那里一共没有几间房子，条件非常艰苦。
第三个阶段是基金会成立到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基金会的工作融入到了残联里，变成了两块牌子，一班人马。
我担任邓朴方的秘书是在基金会成立的第二个阶段，我的主要工作有两块：一是照料邓朴方的生活；二是协调安排邓朴方与那些不断从远方进京要求面见的各地残疾人士座谈。这期间，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让我看到了邓朴方对残疾人的关爱。
有一次，西安残疾人组织了一支轮椅车队，从西安一直靠手摇长途跋涉到了北京，希望他能给题词。有人建议题“自强自立，顽强进取”。邓朴方一琢磨，“不太好，一句话里面有两个‘强’字。”还打算再想一阵。我心疼他大脑里考虑的东西实在太多，何必再为这件事情如此较真呢？于是随口说了句：“我看行了，残疾人嘛，多要一个‘强’字，不更能体现出强者精神嘛！”“好，我遵命，就这样写了。”他便欣然提笔。
另一件事是在基金会成立后，他抽空让我陪他去了一趟北京清河救济院看望曾经的伙伴们。由于历史原因，邓朴方在致残后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住在那里。下车不久，他就找到了1971 年曾经住过的那间屋子。在那里，他和还留在那里的当年难友一聊就是大半天光景，其情其景，令人动容！不久，他还亲自给其中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小伙子安排了工作。你看他对残疾人是多么的用心！
说起这两个故事，我突然想到了高尔基笔下的一个文学人物——丹柯。为了让更多的人走出黑暗的困境，丹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高高地举起，为他人照亮道路。朴方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多少年来，他是在用自己的心为中国残疾人照亮道路的人。中国现在有8500多万残疾人，我们大家都应该向朴方同志学习，为残疾人事业捧出一颗赤诚的心，尤其是在今年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日子里。
徐小力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整理
1983年，我毕业没多久，二十岁出头，那时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正在筹备之中，我主动跟朴方、鲁光叔叔说了自己想来基金会工作的想法，后来就来到了基金会，当时我是基金会唯一一个年轻人。
基金会当时的办公条件很艰苦，在富建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我被安排做打字工作，在一间五六平米的小房子里，四周都是墙壁，没有窗户，只是在屋顶开了一个小天窗。当时也没有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用的是最原始的铅字打字机，有半米见方的字盘，里面放着几百个铅字，如果不熟悉字盘的话，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半天也打不出来一个字。
需要打印的文件很多，涉及基金会的活动、机构、人事方方面面，打字机旁边备着常用的铅字，铅字使用时间长了之后会磨损，要随时换新的，还要准备好不常用的铅字，需要的时候要随时换到字盘上去。那时没有打字纸，要先打到一张蜡纸上，如果打错了就拿涂改液修改，要非常节约地使用纸张，所有的办公用品都是捐献的，我们自己没有钱去买。然后再放到印刷机上一张张印出来，每天都会弄得手上到处是油墨，不小心还会弄到脸上。
当时的条件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十几个人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非常亲切。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我们那里没有食堂，大家都是自己带饭去，我刚去不知道，就什么都没有带，基金会周围也没有小饭馆，大家发现我没带吃的后，就特别热情地把自己带的饭给我吃。我很感动，觉得大家在一起特别温暖，真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上班第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我年纪轻，对残疾人了解不是很多，当被介绍给一位同事认识时，我很自然地伸出手要握手，结果他没有反应，也没理我，当时我有点不理解，事后我才知道他的手有残疾。我告诉自己今后要更加地关心残疾人同事。
记得那时基金会的募捐、义演、书画义卖活动很多，有时会有国家的领导人、外国政要，还有一些演艺明星等参加，因为我是年轻人，所以会被安排献花任务，可能现在还能找到一些当时拍摄的照片。
1988年，我开始从事基金会的档案管理工作，每年对各部门的档案审核，同时跟国家档案局有一定的业务联系。
回想基金会走过的30年，我也同基金会一起成长起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调到别的工作岗位了，也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基金会大家庭的一分子。
吴亮
他们扶我走上追梦路
今年58岁的吴亮从小患脊髓灰质炎后遗症，双下肢残疾。29年前，家庭困难的他成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最早的受助者之一。在基金会的帮助下吴亮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业。如今，他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
第一次参加高考落榜，第二次高考报名被以身体为由拒绝了，吴亮只好找到中科院职工科技大学旁听计算机课程。四年学习结束后，吴亮在社科院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但感觉到工作压力很大，自己所学的计算机知识还是有限，他希望能够再继续学习。由于家庭条件有限，学费成为最大的难题，求学的梦想只能搁置下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吴亮的亲属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报道，就剪了下来给吴亮看。吴亮拿着剪报，内心重又燃起了求学的希望，他给邓朴方会长写了一封信，并找到时任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主席的黄乃先生，请他转交了过去。“我是斗胆写的这封信，我说自己已经旁听了很长时间的课程，对计算机很感兴趣，需要继续深造拿到一个证书，这样才能就业找工作。”吴亮回忆说。
吴亮想读的北京软件研究生院的学费比较高，经过基金会的多次协调，学校同意减免吴亮一半的学费，另一半学费由基金会资助。1985年9月，吴亮如愿以偿地进入研究生院学习。
“我学习的动力不仅来自自己的希望，还有残疾人的希望，督促我在学习和工作中要比其他人更加努力一些，我也贪玩，兴趣广泛，但是由于自己特殊的身体条件，又得到了特殊的照顾，约束自己，甚至逼迫自己，付出更多的努力。”吴亮说。别的同学一学期选三四门课程，而吴亮选了十门课，在两年半的学习期间，他既要学习，又要完成临时工的工作任务，一天24小时怎么分配是时常让他头疼的事情。
研究生毕业后，恰好吴亮的单位购置了一批计算机，但缺少相关的技术维护人员，专业对口的吴亮顺利转为正式工。“如果我没有读研究生班，我顶多帮着做卡片、编编书，没有做研究方面工作的机会。”吴亮说。
曾经帮助过吴亮的黄乃先生被称作“中国盲文之父”，对于汉语盲文的创建，倾注全力，锲而不舍。有一天，黄乃先生问吴亮是否愿意参与盲文改革工作，吴亮当即表示愿意，但是当时盲文研究还没有列入语言研究所的工作计划，为此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又找到语言所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协商，最终吴亮开始参与盲文研究工作。
吴亮参与编写翻译了十多本计算机专业书和专业词典，独立完成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1996年，他参加编写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盲文音乐符号国家标准》获得了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我是一个残疾人，在教育和求职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为了摆脱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的困境，我找到了基金会，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只要我身体还能扛得住，就要加倍努力学习工作，回报社会对我的帮助。”回首自己的人生经历，吴亮动情地说。
黄思雨
勇敢女孩与爱同行
只有18岁的黄思雨却有着一段刻骨难忘的经历。2008年5月12日，还在四川汶川映秀小学上五年级的她，在地震中失去了左腿。在成都华西医院，黄思雨接受了左腿截肢手术，当时医生安慰她，等安上假肢，她的腿就回来了。于是，她每天在病床上画画，翘首期盼着。
然而，安装假肢需要高额的费用，这远远超出了黄思雨一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后来由于伤口感染，黄思雨又得了骨髓炎，高烧不退、伤口剧痛，反复发作，已经威胁到了她的生命。黄思雨的爸爸妈妈急得团团转。
就在他们全家陷入绝望和无助的时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得知了黄思雨的情况，在基金会的帮助下，2008年7月，小思雨来到了北京博爱医院接受治疗并安装上了假肢，通过科学的康复训练，她真的站起来了！
思雨成为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集善嘉年华”慈善项目的首批受助人——免费安装更换假肢。一家人得知这个消息时，激动地落泪，又第一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痛苦是一天，快乐也是一天，所以我要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在2008年“集善嘉年华”晚宴上，轮椅上的思雨平静地说，她的笑、她的顽强感动着每一个人。
“忘不了在2008年集善嘉年华活动上，和我一样坐在轮椅上的邓爷爷和蔼可亲地鼓励我要坚强、要好好学习的感人画面；忘不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叔叔阿姨悄悄地从湖南和四川接来了我的爸爸和妹妹，让我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的幸福时刻；忘不了那一年的春节，基金会和康复中心的叔叔阿姨们陪我们在医院一起搞联欢、包饺子，充满欢声笑语的‘灾后第一顿年夜饭’。”在思雨的记忆中，总有那么多的温暖鼓舞着她要好好生活。
装上假肢后慢慢恢复健康的她，还在2009年5月份参加了央视国际频道《与您相约》节目的录制，在节目中，从小喜爱跳舞的思雨在央视舞台上展示了动人的舞姿，圆了自己的舞蹈梦。随后，在紧接着到来的六一儿童节晚会上，思雨还与歌手谭晶等同台演唱了歌曲。
在9月即将开学的时候，思雨回到了四川，来到了都江堰友爱学校——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援建的一所残健融合的无障碍学校，开始了新的学习和生活。在这所无障碍学校里，思雨的生活起居都变得更加方便，学校设施的人性化，老师的耐心教导和悉心关怀，同学们之间的互助友爱，都让思雨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2010年，思雨和其他来自灾区的女孩子一起，参加了由著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彭登怀指导的川剧绝技培训班，学习各种乐器、舞蹈、戏曲等，每天生活十分充实。思雨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她说将来科技发达了，假肢会做得更好，那样，她们走路和跳舞就更自然了。
思雨现在已经是四川都江堰四中的一名高中生，正值青春年华的她有着很多梦想，尽管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努力，但在追梦的路上，她一样坚强，一样勇敢。
（本版文字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于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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