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的士

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王新磊 北京报道

    过高的运营成本、泛滥的黑车，长期的利益被盘剥，却又申诉无门，终于引爆了的士的愤怒，罢运成潮。
    继2008年11月3日，重庆8000辆的士集体罢运之后，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县、广东佛山、湖北随州也相继出现出租车罢运。
    接二连三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及其温和的解决方式，成为政府应对公共事件考验的样本，也在改变着政府应对公共事件的传统思维，进而推进了民主进程。

罢运
    自2008年11月3日起，近两个月时间里，中国出租车业共发生“罢运”事件20起。
    11月3日，重庆率先罢运。重庆市委市政府积极解决，减少管理费、治理黑车、解决油价高、加液化气难等问题平息了罢运风波。
    同样的诉求接二连三在全国各地出现。
    11月8日，湖北荆州数百出租车因加气站点少、气源得不到保障罢运。
    11月10日，三亚的士司机不满一些出租车公司垄断市场、租金过高，以及黑车太多等问题罢运，要求政府相关部门领导接洽以尽快解决问题。
    正如薄熙来所说，“我认为广大出租车司机这次有意见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工作”。
    在先后出现罢运的城市，事发前司机们都试图通过工会等正常渠道去反映各自的问题，但政府相关部门未引起足够重视，无形中促使矛盾积聚。
    “我调研了100多个城市，2007年底也去过重庆。重庆出租车司机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在重庆有，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曾因调查北京出租车而闻名的记者王克勤分析说，就重庆而言，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运行成本很高，再就是份儿钱偏多。而司机没有能力和公司谈判，于是只有把矛盾转移到政府这里。
    以重庆为例，2001年6月11日，重庆爆发了一次出租车全城罢运，规模比这次大，持续一天半，有砸车和游行示威。
    虽然那次也有出租车司机和运管部门的协商。但是，改善的哥生存环境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就不了了之。
    不主张罢运，主张依法维权的杨孝明在博客里悲情地写着：“实践证明：出租车司机依靠法律维护自己或群体的合法权益比登天还难！似乎是一条永远走不通的死路！”
    当依法维权的道路走不通，通过罢运这种极端方式，也就成了无奈之举。
    “关键就是缺少正常的利益诉求机制和表达方式，如果有一个利益诉求渠道，矛盾就会在萌芽状态得到解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

“为了这一天，我等了七年”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重庆做了示范。
    2008年11月3日，星期一。从早上6点钟左右起，重庆主城几乎所有出租车开始“放假休息”。许多出租车早晨开始营运后，遭到少数人砸车，一些乘客被强制带离出租车。
    对此，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局认为是“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运事件”，公安机关也在城区以高压姿态劝阻罢运并告知公众将全力调查操纵罢运的“幕后黑手”。
    这个传统的定调在几个小时之后就发生了变化。当日上午，重庆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启动应急预案。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重庆市官方已经将这一事件的定性由“少数人操纵”改为“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
    对司机们提出的“管理费过高、加气难、租价不合理及黑车泛滥”等四项要求，重庆市交通委员会的负责人开始明确表态——“罢运的四项诉求有其合理性”。
    3日下午，重庆市政府已经做出决定，启动出租车票价调整的调研工作，征求各方意见，按照相关程序，提出方案。
    5日，重庆市政府召开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政府新闻发言人崔坚指出，重庆市交委长期疏于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6日上午10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亲自与出租车驾驶员和市民代表进行座谈。
    “为了这一天，我等了七年。”自称“重庆出租车司机权利探索者”的的哥杨孝明说，在政府处理罢运过程中，薄熙来书记能亲自与的哥对话，这让他眼前一亮，“的哥的利益诉求引起了高层的关注”。
    这次座谈之后，官方称出租车公司未经批准擅自提高份儿钱是违规操作，责成其降回到2007年的水平。
    重庆政府就“份儿钱”道歉。同时，司机的医保和养老保险也得到了解决。
    “加上医保和养老保险，每个月增收1600元。”12月24日上午，《华夏时报》在上清寺随机采访到的出租车司机不停地感谢“重庆市委市政府”、“感谢薄书记”。
    重庆开放式解决问题的态度，赢得了的哥的支持。甚至有的网友发帖：跪请薄书记继续留在重庆，建设重庆。2009年7月我们为您庆生。言语之肯切，让人动容。

重庆方式影响全国
    重庆对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新方式，带来了新气象。
    6日上午10时，重庆电视台临时中断了正常播出节目，宣布将直播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的座谈会。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首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公共危机应对先河。
    薄熙来与部分出租车司机代表、市民代表面对面谈话，高层领导直接倾听群众诉求，这一做法，开启了政府应对处置公共突发事件的新方式。
    此后，在海南三亚、甘肃永登、广东汕头、茂名等地的罢运现场，一再上演类似的地方政府高层与司机直接对话的一幕，充分而直接的交流，让罢运在最短的时间里得到解决。
    除了信息透明和公开，重庆引入的问责制，也得到其他地方政府积极借鉴。
    2008年11月18日，经重庆市政府第22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重庆市交委主任丁纯，交委副主任、市运管局局长梁培军行政警告处分。
    11月14日，即三亚罢运事件进行到第五天，三亚交通局党委书记李明德、局长陈治邦、分管道路交通的副局长易治军等三位主要负责人引咎辞职。这也是三亚首次启动行政问责任制。
    “客观地认识社会矛盾，反省自身的过失，敢于问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汪玉凯说，“一些地方政府有个思维惯性，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就认为一定存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推波助澜。事实上，不能一概而论。”
    2008年，全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先后发生“陇南事件”、“瓮安事件”、“各地出租罢运”，面对一连串群体性事件，要做的不是压制，需要的是建立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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