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诺奖新主安格斯-迪顿的教益

研究并报道每年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是每家财经媒体的必选项目，但是新闻做得怎么样，实际上和得奖的个人有很大关系。在我看来，最大的关系其实在于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是否“容易”被人所理解，为什么容易要打一个引号，因为大众不需要真的理解，只要感觉自己能插上两句嘴就可以了。

按照这个原则，一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得奖，一个研究国际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得奖，或者一个研究资本市场的经济学家得奖，尤其这个经济学家还给媒体写点专栏什么的，比如2008年的克鲁格曼那样，都更容易得到中国读者的共鸣。货币嘛、投资嘛、贸易嘛、炒股嘛，这些都是中国哪怕是最初级的股民都可以说上几句的事情。

同样按照这个原则，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基本上是无趣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迪顿得奖是因为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分析”。评委会认为迪顿因为三个方面的成就而获奖：1980年前后与合作者一起建立的对于不同产品的需求进行估计的经济模型；1990年前后独立完成的对于消费和收入之间联系的研究；以及此后几十年借助家庭调查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和贫困状况的测度。

好了，你可能不太明白，但这恰恰说明了迪顿的研究是把经济学当作了一门科学，而不是一门可以任人评说的社会学，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倾向恰恰也是奖励经济学家的“科学性”研究，正如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在1969年给了拉格纳-弗里希和简-丁伯根，他们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前者是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后者是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

那么，我们普通人可以从迪顿那里得到什么样可以理解便于学习的教益？我觉得大概还是有三点值得我们来关注的东西。

第一个，群体并不能替代个人，冰冷的统计数据并不能简单的加总。正如评委会主席Tore Ellingsen所说，历史上，我们缺乏个人、家庭层面的数据，因此为了拿到宏观层面的数据来进行分析，通常假设所有人大体是一样的，比如贫困家庭与富裕家庭的行为也是一样的，只是后者有更多的钱可以花。而迪顿的工作让我们不但理解了这一做法的局限性，也拥有了数据和技巧来做得更好。

第二个，眼花缭乱的目标，美好的愿望，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鉴于迪顿自身对贫困和发展的研究，他对刚刚由联合国倡议，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实施的一组减贫目标与举措，也就是所谓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是太感冒。

我们看看这17个目标都是些什么，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具体包括：

消除贫困；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廉价和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缩小差距；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保护）水下生物；（保护）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等等。

高大上吧，但是迪顿觉得他不是特别赞同它们，因为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衡量，“提出这么多目标，不过是人们试图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对于时下流行的针对不平等的负面影响的研究，迪顿算得上是从经济学理论上研究不平等的权威，但是他的意见是“不平等是一件极为复杂之事”，过度不平等当然有问题，但是不平等有时候是成功的必然结果，比如“成功会导致不平等，你当然不想扼杀成功”。

第三点，金钱并不是越多你就越幸福。安格斯-迪顿曾经和另外一个早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一道，从2008年和2009年民调机构盖洛普所进行的幸福指数调查数据中得出一个结论，美国人的“幸福拐点”大概是年收入7.5万美元，大概也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

也就是说，迪顿和卡尼曼认为，虽然人们对生活的评价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稳步提高，但是一旦收入达到某个临界值，人们平时体会到的幸福感就会保持平稳，那么，跻身《福布斯》富豪榜前100位的富人，也不会比普通美国人幸福多少。

当然了，“钱多不一定会更幸福，但是钱少肯定与感情痛苦有关。”

有意思的是，2002年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的理由是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也就是说，卡尼曼也不是和冰冷的宏观数据打交道的，而是更注重个人。

好了，最后你要问我到底对迪顿的获奖有什么感触的话，我的答案可能是这样的，“我实在不希望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被什么宏大的集体目标所淹没，但是我还是希望自己更有钱，越多越好。”（华夏时报编委 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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