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份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新冀望？

■黄日涵 张华

    2014年，中美两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不断尝试。然而，由于两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在南海、能源环境、网络空间等问题上依然存在诸多的分歧。新年伊始，正当外界纷纷猜测中美关系走向之时，传出了奥巴马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于9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在当前国际地区格局发生重大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美关系到底会“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成为摆在两国精英面前的共同难题。人们开始关注此次习主席访美，中美是否会在30多年之后签署第四份联合公报？

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如何跨越

    近年来，国际格局和形势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美国影响力的相对下滑，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战略界的显学之一就是中美会否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为此，美国提出了“亚太战略再平衡”，而中国则提出了和平发展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对外关系层面，中国面临同周边国家的陆上和海洋争端问题，而美国则需要应对中东变局和欧洲的纷争。在国内层面，中国需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和协调发展，美国则需要持续振兴因金融危机而衰落的经济。

    在双边关系层面，中美关系也出现了新形势，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总体上，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一是领导人和各层级官员频繁互动。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已经4次会面，分别是2013年6月的“庄园会晤”、2013年9月在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上的会晤、2014年3月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的会晤和2014年11月的“瀛台对话”。两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各层级的交流更是络绎不绝。二是中美达成了多项共识。近年来，中美关系虽屡有波折，但是在气候变化、打击犯罪、全球治理等领域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共同推动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2014年11月，中美两国甚至达成历史性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三是中美在军事交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2014年中美两军开展了70多项交流项目，甚至还包括联合演习和训练在内的活动。四是中美经济关系密切。2014年双边贸易额达到5200多亿美元，双向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购买美国国债接近2万亿美元，中美经济关系已经实现深度的“利益捆绑”。

    但同时，两国关系发展也出现诸多新的问题。政治上，中美领导人虽然达成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但是双方对于彼此的诚意和努力都存有疑虑；中国一直担心美国的“围堵”，而美国则担心中国将美国赶出亚太。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仅公开支持日本、菲律宾等国，还强化了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关系。中国则在很多问题上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也强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系。在媒体的塑造下，东亚似乎正在进行以美日为一方和以中俄为另一方的较量。经济上，越来越少的人提及中美互补，而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等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高频词汇。更重要的是，美国力推“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一方面强势介入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另一方面与中国参与的“东南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唱对台戏，争夺下一阶段地区贸易的规则制定权。

    总之，当前的中美关系发展至新的历史阶段，纷繁复杂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背景下，需要有新的纲领性政治文件来约束和规范。唯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行稳致远。

殊途同归：

两国关系“再确认”

    达成第四份中美联合公报，是顺应国际和两国关系形势发展的需要，是两国专家学者多年来的呼吁，也应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站在历史高度、为两国关系顶层设计的抉择。公报不仅要规范确认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现实和内涵，更要对今后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进行设计规划。

第一，中美两国都存在要求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声音。美国退休官员和学者曾多次提出中美要发表第四份联合公报。2002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发表文章认为，美中关系第一阶段始于 1971 年基辛格访华，建立在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基础上；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进入第二阶段，苏联威胁不复存在，贸易、人权、台湾、西藏、宗教自由等问题却日益突出；随着“9·11”恐怖袭击，美国和中国再次有了共同的战略敌手——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中关系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因此，是时候谈判签署第四个联合公报了，以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和根据新的现实更新双边关系。

2011年1月，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主张中美应该缔结一份历史性的联合公报。曾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所罗门也称：“构成三个公报的基本要素已不存在，美国需要思考与中共交往的基础。”曾任职美国国安会的李侃如也探讨过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可能性。

    在中国方面，也存在支持第四份联合公报的声音。2010年4月，《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相蓝欣称，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的架构已经难以维护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后，也曾经传出中美发表第四份联合声明的消息。

    毫无疑问，中美学者关于建立第四份联合公报的目的动机不尽相同。美方主要是想用新的公报替代旧有的三项公报，其中不排除美国立场的后退；而中方学者则是想为旧有的三个联合公报补强，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再加上一道保险。双方都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规范和约束台湾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毕竟这三个公报已经30年有余，国际格局、中美实力地位、双方关系的宽度和广度都已经同30年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需要有一份新的联合公报。

第二，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具有达成新公报的战略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中央外事工作会议，还是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无论是国家领导人的出访，还是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都展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政策的新思想和新作为。在中美关系方面，习近平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进行了充实和丰富，成为当前中美关系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在达成第四份公报问题上有所突破，必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也将奠定习近平在发展中美关系上的历史地位。

奥巴马已经接近第二任期的末段，随着外界对新一届总统候选人的讨论增多，奥巴马终将落入“跛脚”的境地。此时，奥巴马需要强势作为，掌控对美国内政外交走向的主导权；在让美国人又爱又恨的中国问题上做点什么，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在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的背景下，奥巴马最易留名的方面是在外交领域。通过提出“亚太战略再平衡”、解冻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在中东的外交军事行动，奥巴马已经累积了一定的政治资产。但是，在最为核心的中美关系方面，奥巴马基本上是没有可以留名历史的遗产。如果奥巴马能够正视世界格局和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从历史的高度和对两国关系友好发展的前途出发，达成中美第四份联合公报，将是其一次难得的历史机会。

破局关键：

“超越”台湾问题

    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1979年的《建交公报》和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被称为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指导性文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石。在这三个联合公报中，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的台湾问题。其中，美国在前两个公报中确认了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在第三个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此后，在美国插手台湾问题时，中国政府便不断拿三个联合公报要求美国政府。

当前，台湾问题虽然仍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核心的问题，但是其地位和角色明显“暗化”，不再是突出亟须解决的问题。2008年台湾的马英九上台执政以来，两岸恢复制度化协商，签署了20余份协议，使两岸关系迈入和平发展轨道。美国对此表示支持和肯定，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份《中美联合声明》以及奥巴马政府各层级的涉华事务官员的讲话中，都有明确表示。正如外交部长王毅2013年9月访美时所言，“台湾问题处在可控状态之内”。

2014年以来，除却美国出现的“弃台论”不言，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有所变化。2014年12月，美国通过新的对台军售案，向台湾出售不超过4艘的佩里级护卫舰。中国政府毫无疑问地对美国提出了抗议和反对。而与以往不同，此次军售案系由美国参众两院发动，以通过议案的方式要求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也就是说，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奥巴马仅仅是迫于美国国会的压力通过了对台军售案，因此罪魁祸首应是美国国会，而不是奥巴马政府。

2015年元旦，“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双橡园举行“升旗”仪式，并对部分人员进行授勋活动。事后，“代表处”将活动照片散发媒体，引起外界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并要求其纠正错误做法。一度有舆论猜测，这是美国重新对华打“台湾牌”，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国大陆。但是，美国白宫、国务院等部门发言人一再表示，美国事前并不知情，并承诺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在台协会”甚至向台湾当局提出了抗议。2008年以来，美台关系发展虽然也有分歧，但多是经贸性质的（如台湾开放美国牛肉进口问题），在政治问题上出现争执是不多见的。

但是，台湾问题并非无需在第四公报中着墨，而是需要大书特书。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美国政府再次确认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度，尤其是在2016年台湾“大选”即将来临之际。2013年11月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外界普遍估计，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很有可能在2016年重新夺得政权。而一向被视为“理念性台独”的蔡英文，很难调整其“台独”立场。如果两岸关系发展再度出现波折，美国的态度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对于美国售台武器、不断提升美台实质关系等，也应作出明确和细致的要求。美国不断插手台湾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之前的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性和架构性较强，在遣词造句和中英文法等方面给美国留下了空间。因此，第四公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尽可能地细化和明确化相关概念意涵，以防止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

虽然，要达成第四份联合公报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中美两国领导精英以全球和平发展与两国民众福祉为己任，谋求两国关系健康顺利向前发展，而不是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就一定能克服重重障碍，最终达成这一公报。

（作者为本报特约记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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