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货币：清末的徒劳努力

    义和团事件后，满清中央政府痛定思痛，开始进行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新政。推进新政的前提是统一财政，没有集中管理的财政，中央政府要想发展新式教育、建设新式武装和推进宪政的努力便缺乏现实的财力支持。

    统一财政的第一个目标是统一货币。当时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之混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除了传统的纹银、铜钱和来自外国的各种银元外，地方强人还“私铸”钱币。比如两广总督张之洞1889年在广东开办了一个铸币厂，用机器生产铜钱和银币。除了这些金属货币外，市面上流通的还有各省官办、商办银行和钱庄以及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

    在西方商界看来，正是这种混乱不堪的货币状况阻碍了中国统一的全国性市场的发展，进而导致外国商业利益在中国迟迟得不到预期的进展。因此，在1902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1903年中美续订通商行船条约，以及中日通商行船续约时，清政府都面临续约国要求统一货币的压力。清朝和英国订立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第二款就规定：“中国允愿设法立定国家一律之国币，即以此定为合例之国币。将来中英两国人民应在中国境内遵用，以完纳各项税课及付一切用款。”

    1903年，清政府曾一度设想采用金本位。除了统一币政的动力外，国际市场银价下跌也是主要推手。1901年下半年全球银价开始急剧下跌，令19世纪前半叶饱受“银价腾贵”之苦的中国开始面临“金贵银贱”之灾。首当其冲的是进口贸易赤字瞬间加大，虽然银贱有利于出口，但由于中国出口的多为生货(原材料)，进口的多为熟货(制成品)，总体而言弊大于利。其次由于甲午战争之后国际社会一直要求清政府以黄金偿付外国借款和赔款，无形中加大了政府的债务负担。

    清政府在1903年成立了国际汇兑处，谋求与金本位国家建立稳定的外汇关系。第二年，美国货币专家精琦(J.W.Jenks)应邀前来为中国的货币改革出谋划策。在调查了中国的货币发行和流通现状后，精琦向清政府建议中国应立即采取金本位制，以终结货币乱象，并更好地与国际标准对接。考虑到中国黄金匮乏，金币不在市场上流通，只是作为货币储备和对外支付工具使用，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的是以金价为定价基础的银币，这种银币可以不按本身的实际价值流通，也即其法定价值可以高于自身的实际价值。

    从现代货币银行学的视角来看，精琦所开出的方案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本位制，而更多是“虚金本位”制，又叫金汇兑本位制。此前日本进行币制改革时，采用的就是金汇兑本位制。

    精琦方案遭到了地方督抚们的普遍反对，张之洞成为他们强有力的代言人。张之洞首先打出民族牌，认为不应由“外人”干预中国的财政货币问题。张还从“民生”的角度指出，中国底层民众多以铜钱进行结算，用金本位显然离题太远，不切合实际，而让超出自身实际价值的银币流通于市，等于鼓励成色不足的货币流通，也等于变相搜刮民脂民膏。此外，银贱虽不利于偿债，但有利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从长远而言有利于富国强兵。

    任何改革，包括统一货币改革，都不仅仅是经济学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议题。满清中央政府一方面要求督抚们对财政改革作出贡献，一方面又谋求中央集权试图逐步削弱他们的势力，所作所为无异于与虎谋皮，其间又有满汉扞格的心结，改革遭遇地方普遍抵制是可以想象的。这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先行中央集权，再推行各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在放弃银本位采用金汇兑本位时，同样面临着黄金短缺的问题，但因为有强大的中央政府财政能力来做国家信用的背书，日本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发行黄金券来筹集作为储备的黄金，甚至可以说服英格兰银行收取并使用黄金券来作为两国间支付清算手段。

    当时民间也不乏支持金本位的声音，比如康有为、梁启超就大声疾呼应早日顺应世界潮流实现金本位制，康有为日后还出版《金主币救国议》一书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与实际手握权柄的督抚们相比，康梁等人虽不微，而言亦轻。

    面对来自地方的强大反对意见，清政府只好决定暂时维持银本位制，而将希望寄托于统一银币的标准。但很快央地之间又在“废两改元”，还是采用以两为计价单位的银币这两个方案之间争论不休。以张之洞和袁世凯为首的各省督抚倾向于前者，而度支部（原户部）则支持使用国际上银本位国家通行的银元。张之洞的主要理由是全国上下仍然以两为单位进行纳税，改用银元会造成扰民，而且可能无法与现已流通的外国银元进行竞争。

    1905年，清政府决定暂时以银两作为标准硬币，并在天津开设造币总厂和四个分厂行使“垄断”铸币权。后来由于张之洞去世以及袁世凯被罢黜，“废两改元”派势力大张，清政府决定取消银两制，改以银元为标准银币。1909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规定采用银本位，并鉴于银元已经广泛流通，以元为货币单位，统一铸造重量七钱二分、成色千分之九百的大清银币，以期取代各省龙洋。1910年度支部又奏改币值调查局为币制局，以此为督理币制机关。

    然而由于缺乏回收之前市场上流通的各种银币的行政能力及财政资源，银元的发行不仅没能带来一个统一的货币，反而等于在原有的货币丛林中植入了一棵新树，这意味着货币乱象更加剧了。

    此外，虽然各省铸币厂不再铸造银币，但铜币的私铸仍在继续。这造成了新的铜贱危机，而由于使用铜钱的主要是底层民众，所以与铜有关的通货膨胀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

    最后一个乱源来自地方官私银行和钱庄滥发的纸币。为了遏制滥发纸币的情形，清政府于1905年成立了户部银行，并于1909年将其改组为大清银行，以发行有高度信誉的钞票。然而，类似银元式的困局再度出现，旧的纸币依然流通，新发行的钞票不过是加剧了混乱而已。

    1910年，清政府决定只有大清银行才能发行钞票，那些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纸币则逐步回收。这是一个巨大而沉重的任务，流通中的纸币总价约为6亿多两，而大清银行只有1000万两资本金。

    1911年，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团签订了一笔一千万英镑的贷款，用来支持满洲开发和币制改革计划。此一举动被视为丧权辱国之举，加速了满清政府的覆亡，币制改革的接力棒传到了民国政府的手中。（作者为资深媒体人）